索拉里斯

订阅了戴锦华老师的豆瓣时间，戴老师也恰好讲了这部电影，外加近日阅读尼采相关。有感。

小说原作和电影都是关于知识自身的故事，关于人类认知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定的故事。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和告知科学的重要性，科学与理性精神被过分地、无限地拔高（这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尤甚）。在影片的剧情段落里，苏联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开始讨论索拉利斯星上面的索拉利斯之谜。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细节：飞行员在叙述索拉利斯上面的灾难时是怯懦的、科学家们对他的话是不屑的、鄙夷的。正是因为索拉利斯星上的事情是超科学的、不可被现世的理性把握的。因此科学家们一致认为飞行员精神出了问题。 到今天的时代，科学甚至使星际航行变成了现实。但是，这并不能补偿人类自尊心的根本损失。宇宙的无限广阔和人类栖居地的极其狭小，这一空间上的强烈对比无情地嘲弄了人类充当宇宙目的的自负心理。电影改编的小说原作者莱姆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真的想征服宇宙吗，我们真的想认知宇宙吗，不是，我们不过想把地球的边缘推到宇宙的尽头。另外一种类似的表达是：我们真的在寻找地外生命吗，我们真的在寻找外星人吗，没有！我们只不过是在浩渺的宇宙当中寻找人，寻找我们自己，宇宙世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最终在其中照见了自己。关于天体、地质、生物进化的理论则进一步从时间上显示了人类栖居的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本身的暂时性，相当有把握地预言了人类的末日。现在，不但个人的生存，而且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失去了终极的意义，而只具有暂时的价值。人类通过科学增添自己的尘世福利，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丧失了对于永恒福乐的信念。与之相比，索拉利斯所代表的永恒生成变化的宇宙壮观画面对人类感情来说却是过于残酷了。 科学的泥足深陷带来的是形而上学体系的全面溃退。男主人公到达索拉利斯星的时候，发现各种各样的奇异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客人”这种形态，它们竟然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意识！这对于我们稳定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电影当中，剧情设置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当主人公进入了索拉利斯星，发现了他死去的同伴，发现了幸存者，但是幸存者之间无法交谈，幸存者之间拒绝相互传递信息，倾诉内心，或者分享他们所遭遇的巨大的荒谬和恐怖，原因在于他们都是科学家，科学家的身份和科学家的知识框架及其知识储备决定了他们的职业是探究，是获知，是阐释，而他们自己在索拉利斯星上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是无法被阐释的，是不能用语言去组织的，不能进入到理性主义的逻辑和顺序当中的。他们如果承认自己身历心历的现实也就是承认自己已经置身于疯狂，所以所有的他们在索拉利斯星上的经验都被放置到了语言之外，以致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有效的报告，这也构成了原作小说和电影当中的索拉利斯之谜。在这种程度上，塔可夫斯基让科学与理性“失语”。 当男主角的亡妻出现时，情况有了完全的转变。男主亡妻第一次出现，男主持有一种抵抗的态度，果断地诀别她。原因大概是男主也是科学家的身份让他还没有放下科学性的戒备，再者就是理性告诉他这是虚拟的，情感是被理性强力压制的。而亡妻再次到来时发生反转，男主决定接受她，于是他给妻子放映了他们自己的家庭录像，这个时候屏幕里和屏幕外的世界都是彩色的，形成的表述是主人公放弃了区分的努力，放弃了无效的挣扎，接受了存在于我们认知和理解之外的世界。在与妻子的实体重新相处的时间里，朴实的、本源的情感浸润了两个人。妻子虽然作为“客人”，但在看到描绘世俗生活的画面后产生了自我质疑的强烈感情。在深厚的、发源于内心的感情中，妻子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与宗教的冲突中节节胜利，给世界带来空前的物质繁荣。这种情况曾经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种乐观主义气氛，使人们普遍相信科学万能，人类凭藉自身固有的理性能力可以征服自然，求得永恒福乐，而这种福乐是宗教曾经许诺实际上却无法兑现的。因此，上帝之死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一时未被人们感觉到。然而，正如尼采所指出的，科学有其自身的界限。这种界限集中表现在，科学一方面摧毁了传统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它本身却又不能充当或重建新的最高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虚无主义结果。因此，大多数人都在信仰与无信仰的虚无主义状态：对于实际存在的世界，他判断说，它不应当存在，而对于应当存在的世界，又判断说，他实际上不存在。而我们必须在这之间做出选择。 影片的结尾，在父亲的木屋的空间当中，主人公走近木屋透过窗子向内凝视，我们看到主人公饱含情感地望向父亲的目光，以圣徒忏悔式的拥抱着父亲，形成一幅极具宗教意味的画面。画面大幅地升拉开去，围绕着索拉利斯的云海再次出现，导演告诉我们，这是一座新生成的“岛”，也是男主角最终内心的选择。我认为这也是，至少是导演的一种选择倾向，回归一种终极价值，这种价值以一种耶稣式的对万物饱含热情的博爱为特征。这是一种与尼采式对上帝与形而上学完全摒弃的决绝所不同的。也因此可以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做一种选择上的对比。

全文最先发表于公众号：白熊电影读书会，均为作者原创

不接受批评！不接受批评！不接受批评！

重要的事说三遍。

我很想知道安德烈 塔可夫斯基与母亲的关系。这是我看完整部影片后一直勾引我的一个郁结。

索拉里斯。能让人意识深处的执念具象化的神秘之海，学习思考人类种种复杂行为的诡迷之海，从某种文本指向可以说是人类映照自身的魔镜。空间站所有科学家都被魔镜之海下衍生了“客人”。

凯文的客人是自己十年前死去的妻子。与其他人相比，他的客人实在完整太多。因为他是由凯文对妻子清晰的隐痛具化而来。照理说这位客人应该是凯文内心执念的唯一对象，

其实不然。

因为索拉里斯失误了。洞悉人类内心弱点的魔海失误了，人类情感复杂，魔海并不能准备拿捏人类情感的喷发点，或者隐藏的出口，但是它会学习。不止一次，“哈丽”透过意识深处的探索，窥视凯文记忆隐秘之处，遇见了另一个女人。凯文的母亲。第一次也许他们是在看录像带，“哈丽”突然说那个穿白色大衣的女人恨她，她记得清清楚楚。魔海探测到凯文内心可能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意识流露。

那就是迷恋母亲。不然他的妻子不会和他母亲惊人的相似。

凯文内心深处的执念是儿时母亲在的甜蜜生活。（注意：他爸爸房子里出现的是阿姨）因儿时的迷恋，成年之后找了一个和母亲相似的女人并不离奇。十年前凯文妻子的死因是什么？自杀。为何自杀？凯文离家，她觉得他不爱她。也许争吵过，那是外话。但是，哈丽本身也许感知到丈夫的爱掺杂了许多模糊的情愫。在此不深究了。

客人“哈丽”通过学习，她是不同的，因为能感觉到微妙的情感流泄，基于爱（感知凯文的爱，回应凯文的爱）她越来越像人类，最后不可抑制地爱上凯文。她能探知到凯文母亲作为一个不可撼动的隐私，不去纠结，努力学人，渴望得到人的意识，以人的身份回应凯文的爱。

但是

不要把科学问题当作爱情问题。

人类需要人类。

这是通过科学家之口现身的巨大矛盾点。站在真理的一方，事实就是事实，“哈丽”是复制品，不配为人，这扼杀了“哈丽”，现在个人情感一方，人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之生活需要情感本身，需要爱。

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足以令凯文倍受煎熬。但是他们忽略了正在努力学习为人的“哈丽”。她首先绝望了。

倘使使凯文回归现实（回到地球），她会消逝。倘使他一直活在空间站，固然可以厮守终生，但在真理上凯文永生永世活在虚妄当中。堕落之海。且不提凯文本身情感的高度憋压（母亲，亡妻）使其崩溃。所以，他们注定走不了一起。

面对“哈丽”离去的事实。凯文如是说。

索拉里斯海终于停止了再发送客人来。它根据凯文的思维点波制造了一模一样的儿时之境。而凯文也得到了圆满的真相。通过复制的“哈丽”，他寻求到完整的爱，认识到更彻底的自身。

这一次。他选择留下。

不讨论老塔的哲学思考，什么典型塔式风格。镜头技巧。很空

谢谢

从建设年代里拉小提琴的男孩，到战争时期的少年伊万，再到十五世纪的圣像画家鲁勃廖夫，塔尔柯夫斯基电影的主人公一步步走进时间深处，仿佛一阵清风偶然掠过阳光下的树梢，唤醒了暗土中默默生长的根。大地如此深厚，大地的引力让人类感受到安全和温暖，也让人类永怀飞翔的愿望，《安德烈·鲁勃廖夫》中乘热气球的农民飞起来了，大地离他越来越远，河流渐渐细如丝带，他兴奋的呼喊中洋溢着天真的快乐，而快乐总是那么短暂，这位梦想飞天的农民最终悲剧性地回到大地的怀抱，只有马儿无言，在河边细雨中静静地、自由地舒展着身体。在这个颇具诗意的镜头段落里，塔尔柯夫斯基似乎领悟：我们所向往的自由世界或者精神家园其实就在身边。此岸即彼岸。而达到此境界必须具备的是“良知”。

俄文ВРОЖДЁННЫЕ ЗНАНИЯ是哲学术语，意思是“先天就具有的知识”，是一种心理本能、善的本能。这个词语中文译为“良知”，良知一词由孟子首创，《孟子·尽心上》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孟子看来，“所不虑而知者”指的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孟子强调这些道德观念是天赋给人的，即良知。前文提到，塔尔柯夫斯基认为“人是有道德的生命体”，这里的“道德”（俄文为МОРАЛЪ，）跟良知的内涵是一致的。塔尔柯夫斯基在个人著述中曾多次提及良知，他在对他本人创作的电影进行反思的时候也曾提到过良知。值得关注的是，塔尔柯夫斯基借电影艺术创作呼唤良知，而海德格尔哲学对良知亦颇为重视，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之中存在着某种关联。海德格尔认为，良知和罪责（Schuldig）并生，有罪责才有良知，而有良知也就意味着有罪责，良知是有罪责存在的见证。但是他又认为，良知归根结底，是“此在能先行到死亡中”的见证，而正是此在先行到死亡中，才领会自身的存在，领会时间。[ 《时间和永恒——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第82—89页，黄裕生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从海德格尔的观点中我们可知，良知跟时间关联在一起。塔尔柯夫斯基也非常关注良知与时间的关联。他在电影作品中和著述中多次向我们说明，良知和原罪（Sin）、良知和人类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生存于世俗之中的人类，生老病死和情欲是不可避免的，由之而产生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人类如此境地的原因是原罪。挣脱原罪的唯一途径是良知，人只有领悟良知，才能正视死，才能摆脱时间的束缚，才能跨越俗世达到自由和永恒。

“人”做为一个生物种类，做为“存在者”，良知是其内在品质，但是做为个体的人、具体的人，虽具有这些内在品质，却往往为恶念、贪念等世俗欲望所遮蔽、扭曲乃至泯灭。因而“唤醒人类的良知”往往成为有责任感的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作品都探讨过呼唤良知这个问题。而将良知和时间联系起来思考的是塔尔柯夫斯基。他的《飞向太空》[ 又译作《太阳系》，《索良里斯》，片名Solaris和片中太空站的名字是一样的，依笔者看来，原片名本身具有多重含义，很难有相对应的中文译名，本文姑且用《飞向太空》来指称这部影片。]明确地表达了“通过良知把握时间”的主题。

这部拍摄于1972年的影片表现的时代是虚拟的未来时代，但影片的主旨不在展现未来时代，塔尔柯夫斯基无意于营造“未来幻象”，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科幻电影。他曾这样谈起创作《飞向太空》的意图，“不知为什么，我所看过的每一部科幻电影都强迫观众去接受那种对未来世界的刻画入微的审视，他们（如库布里克）确实常把自己的电影称为‘未来幻象’（vision of the future）……我想用一种方式拍摄《飞向太空》，让观众无需面对那些怪异的科技景象。”“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飞向太空》反映出一个深具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在悔罪奋斗与成就的问题，在一个人生命的挣扎中之道德转换的问题。”[ 《时空的轨迹》，第99页]在塔尔柯夫斯基这部影片展现的时代里，飞向太空对人类而言已经成为现实，一个“自由王国”就在眼前，时间和空间不可征服的神话只是一个令人怜悯的上古传说，恰在此时，太空人得了一种“病”，一种跟“良知”有关的病。影片主人公克里斯从地球飞向太空，又从太空回到地球，这是一段动人心弦的精神之旅。塔尔柯夫斯基寓于电影创作中的时间思考依然延续到这部影片中。曾有人将塔尔柯夫斯基的第四部影片《飞向太空》（1972）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1979）相提并论。这两部影片的旨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片，而是假借科幻题材来探索人类起源与归宿的有哲学内涵的电影。

突飞猛进的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人类的怀旧情绪空前高涨，各种媒体纷纷总结和纪念过去的一百年和过去的两千年，掀起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选热潮，无论“影响世界的100个人”还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大大事”，爱因斯坦皆榜上有名。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作为人类个体的爱因斯坦，其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科学上，从《爱因斯坦选集》中我们发现他的思考遍及哲学、宗教等很多领域，尽管他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得非常谦逊。据说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他做总统，他写信婉言谢绝，信中有一句话，“关于自然，我还懂一点点，对于人我却是一无所知”。其实，爱因斯坦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二十世纪是“爆炸”的世纪，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各项指标呈几何级数上升，爱因斯坦对此并不乐观，他曾忧心忡忡地地说，“我们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工具的高度完善和目标的极度混乱。”这句话发人深省。将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谬误的世界中，技术进步创造了各种弥补物，它拉长了我们的手，增加了不必要的肌肉，把我们变成了巨人，但是，丝毫也没有增加我们的精神潜力。人类一直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遮蔽的心灵重归敞亮，如何唤醒良知。人类只有通过良知才能克服对“末日”的恐惧，才能真正把握时间。与塔尔柯夫斯基同时代的电影大师、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也始终通过电影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伯格曼1960年创作的影片《犹在镜中》就探索过“通过良知把握时间”这个主题。《犹在镜中》，片名直译应该是“透过昏暗的玻璃”，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人处于俗世之中，往往看不清自己的本性，人审视自己时，象隔着昏暗的玻璃，良知是遮蔽的。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飞向太空》的故事内容和创作过程，影片的主题就在其中。

《飞向太空》改编自波兰科幻作家斯·列姆的同名长篇小说。Solaris太空站的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毫无结果地企图与太空里的神秘行星和包围它的海洋联系，一个新来的心理学者克里斯·凯文（Chris Kelvin）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的目的是弄清楚这个太空站所报告的奇怪的意外事件，并且结束这个案例和太空站里进行的所有无益实验。起初，他以为太空站里仅存的少数科学家全疯了，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一个恐怖“幻象”的牺牲者。他曾经爱过而早已自杀的妻子哈蕊（Hari）的“幻象”来找他，他试图摧毁“她”，但“她”一再地回来。真相逐渐显露，这些造访人类太空站的“幻象”不是普通物质形成的，而是一些微中子经由人类潜意识里的“思想之海”（Thinking Ocean）塑造而成的，“他们”不是生命，而是一切折磨人类心灵的诱惑、欲望、负疚感和罪恶感的物质化。

就象改编《伊万的童年》一样，塔尔柯夫斯基对小说《飞向太空》的内容和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小说里只有一个故事空间：太空站；而电影却加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地球。情节改变为：郁郁寡欢的克里斯·凯文接到命令，离开地球上的家，来到太空站，因负疚感而产生的幻象哈蕊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带着净化后的心灵重返地球家园，在太阳雨中跪在父亲的脚下。

塔尔柯夫斯基从小说中着力吸纳的是精神的和道德的主题，并且深化了主题的内涵，使之具有“启示”的意义。他从一个新颖的、能够产生启示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诗意的力量来洞察大地和人类，发现并阐释了这个主题：人类只有通过良知才能看清自我，把握时间，以赤子之心克服末日恐惧症。

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塔尔柯夫斯基的血液里自然流淌着“俄罗斯思想”，他本能地意识到人类“末日”即将来临（不管是明天还是一万年后），并且本能地领悟出，人类可能会通过“末日”获得新生，也就是说，人类可能重新获得“时间”，而这种可能性将以人类“良知”的苏醒为基础。《新约·启示录》中有一句不断重复的话，“时间到了”。1984年，塔尔柯夫斯基在伦敦的一个教堂里进行了一次关于《启示录》的演讲，他从《启示录》中敏锐感到“时间到了”的这种灾难性、事件的这种紧迫性，这些事件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人类历史上的那一决定性时刻，这个“末日”时刻就是人类因为罪恶而受到惩罚的时刻。“然而，如果认为启示录只包含着惩罚的观念则是不对的。也许它所包含的主要东西是希望。尽管时间到了对于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人而言，它的确是非常迫近了，但是对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人而言，则是有希望的。启示录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关于启示录的讲话》，塔尔柯夫斯基作，伍菡卿译，载《当代外国艺术》第11辑，第15页]人类整体意义上良知的苏醒，将会化末日为新生，变黑暗为光明。

“我们不需要别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面镜子……人需要的只是人。”《飞向太空》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这句话无疑是塔尔柯夫斯基自己的心声。人类征服世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是可怕的、悲剧性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有希望的，是审视自我、认知自我，通过审视和认知，唤醒良知，把握自己的命运、把握时间。

作者：Arjun Sajip (Little White Lies)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1961年的科幻作品《索拉里斯星》中，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探讨了人类知识的极限。虽然偶尔带点讽刺性，但它大体上是极富幽默感的。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部轻快的小说每一次的银幕改编，都促成了节奏较慢的作品。有两部改编作品十分著名：一部是散发着微光的《索拉里斯》（2002），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担任导演、乔治·克鲁尼担任主演；另一部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史诗《飞向太空》（1971），那是一场情感层面极为细腻的冥想。而塔可夫斯基的这一部作品，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拥簇，它在苏联首次上映时，卖出了超过一千万张电影票，许多人更是坚持主张，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电影。

但是，这部小说还有第三个改编版本，对于「索拉里斯」的爱好者来说，这部影片或许就像罕见的白鲸一样珍贵。这部苏联改编版的《索拉里斯》，曾在伦敦的巴比肯中心举行了一次室内放映，只有幸运的少数人看到了这部有些漫长的作品。从这部影片的纵横比、静态摄影和相对粗糙的棚内布景中，我们或许已经可以推断出，这是一部1968年拍摄的电视电影。同时，它还特别模糊，而且还没有英文字幕。在放映的过程中，一位译员必须实时录入字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莱姆的《索拉里斯》的主题是外星生命的不可知性，但它标志着某种流行的转变——它诠释了具有智慧的外星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新形象。心理学家克里斯·凯尔文被派往一个遥远的海洋星球索拉里斯，在那上面有一个孤独的研究基地，里面有三名宇航员。当他抵达索拉里斯的时候，有两名科学家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他们沉默寡言，受到了某种神秘的精神创伤。而第三名宇航员已经自杀了。在几个小时之内，凯尔文发现他们在这里并不孤单。在来到空间站的「客人」之中，似乎有一位是凯尔文的年轻妻子，她在十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自杀了。

事实证明，这个海洋行星本身就是一个有感知力的存在。它会出于好奇，侵入人们的脑中，从里面抽取记忆碎片，并让已经死去的爱人复活。而它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这些血肉之躯的替身看起来完全是真实的——他们甚至能够质疑自身的存在。凯尔文一直因为妻子哈莉的自杀而责备自己，但当他看到妻子的替身时，反而又被她吓坏了。但接着他便因她而着迷，并再一次爱上了他眼前的这个女人。

如果将这部苏联电视版的《索拉里斯》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那么我们会发现1968年是布拉格之春发生的年份，在那之后，苏联便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小说和电影中，当科学家们绝望地与之通信、用辐射物来轰炸它之后，这个星球才开始做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举措。这个和平的星球，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自行对这些笨手笨脚的入侵者们展开报复行动——当卫星国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或许会感到自己被赋予了某种权力（译者注：卫星国指国际关系中名义上完全享有主权，但其国内政治、军事和外交受强权干预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正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国之一）。

但这部改编作品或许不适合那些历史爱好者们。基于尼古拉·科马斯基直接改编自小说的剧本，导演波里斯·尼勒伯格和莉迪亚·伊什巴娃拍出了一部相当平庸的作品。就算将贫乏的预算放在一边，这部影片也是缺乏想象力的。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这部影片的举措也并不显眼——影片最后的几句台词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在这些角色看到的「奇迹」之中，传达了某种必胜主义的信念；而在小说中，作者对所谓「奇迹」的看法则更为模棱两可。

小说中另一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也被漏掉了，这很可能是因为科马斯基的自我审查，他或许发现了这句台词中可能存在的寓言效果：「我们不想征服宇宙，我们只是想将地球的边界延伸到宇宙……我们不想要其他世界，我们只想要镜子。」

这部影片长达142分钟，即使它没有必要达到这样的长度。科马斯基并没有尽力去浓缩小说，让它能够适应另一种媒介。而剪辑师G·恩吉耶娃似乎也过于仁慈了：镜头和场景都超过了他们所需要的长度，而这种现象也对情绪和氛围的塑造没有什么帮助。对于莱姆那个「翻滚的海洋」的概念，塔可夫斯基和索德伯格的诠释都不是特别出色，但至少他们都尝试过了；而尼勒伯格和伊什巴娃显然根本就没有表现这一点。因此，在这部影片中，就缺乏一种促成心理障碍的物理环境。

这件被挖掘出来的古董——虽然它可能完全就是为了1968年的苏联电视台而服务的——足以提醒我们，为什么塔可夫斯基的那部影片如此重要。那部塔可夫斯基和编剧弗雷德里克·格伦斯廷共同创造的作品，是一部极尽精巧的改编杰作。那部1971年的影片，修改了原书的年代和叙事段落、以便创造更完整的叙事效果。不仅如此，它还在其中融入了厚重的美感与深刻的内涵。

这包括影片开场四十分钟的段落（那是一段柔情而倦怠的影像，提醒我们去关注这个美丽的星球）；包括那段无言的、发自内心的沉思段落（思考子女之爱的重要性）；也包括对莱姆小说中那些平凡元素的诗意化诠释。通风口上的字条，不仅仅只是让你知道通风口仍在工作：它们是在为思乡的宇航员们，模仿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

1971版的另一个优势就在于它的自反性，塔可夫斯基充分发挥了电影这种媒介的潜力，在作品中添加了某些独特的元素——无论是莱姆还是尼勒伯格和伊什巴娃，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对色彩的运用非常精到：突然切换到黑白或是彩色滤镜，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但它们对于情绪的把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同时还在影片里指涉了其他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布勒哲尔的那幅名为《雪中猎人》的画。摄影上对它进行了流动的凝视，这大约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得以追索它的轮廓。除了表达对更简单的时间感的渴求之外，它也探索了艺术本身的渗透性。在这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叙事层面的巧思，那是凯尔文和他父亲在家中的一次辛酸的团聚，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索拉里斯的想象之岛上。

或许《索拉里斯》的诸位改编者，不该因为他们的影片「过于严肃」而受到责备。因为这部小说有着一段坎坷波折的翻译史：它唯一出版的英文版——虽然深受百万读者的喜爱——其实是从法语版翻译而来的。而莱姆本人曾表示这部法语版十分「糟糕」。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部小说的俄语译者，会更忠实地还原莱姆那想象力丰富的波兰语散文。苏联电视版《索拉里斯》与其他版本的区别，或许仅在于它是第一部改编自莱姆小说的影片。我们也不难发现，塔可夫斯基的版本在深度、强度与美感等诸多层面，都要比其他影片更胜一筹——不仅只是与科幻片相比，同时也是与所有电影相比。

文章原载于香港01哲学 2018-06-09

太空电影的两座丰碑——谈《2001太空漫游》与《飞向太空》

库布里克（又译寇比力克）与塔可夫斯基，随便一个都足够深刻，随便一个都足够谈上半天。虽然两人的电影风格迥异，但却有着共同关注的问题。拍摄于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以下简称《2001》）与1972年的《飞向太空》（又译《索拉力星》）呈现出两人对于太空、科技极其敏锐的预言与反思，如今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电影，或许是唯二伟大之作。Steven Spielberg在看完《2001》后说道：“感觉它不像是一部电影……不是一部纪录片，不是剧情片，其实也不是科幻小说”。无疑地，不论是《2001》还是《飞向太空》均已成为深刻的哲学文本，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其中的意涵。

要理解《2001》的深刻意涵，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或许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乃是尼采哲学。而对这一点最鲜明的证据乃是电影中三次使用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影响的同名交响诗（第一次在片头，第二次在猿猴扔出骨头之际，第三次则在片尾）。事实上，施特劳斯这首曲子在《2001》上映之前并不有名，反倒是《2001》使得这首曲子广为流传。

作为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施特劳斯当然试图表现出人内在的生命力与浪漫情调，整首乐曲那慷慨激昂的开头正给人一种昂扬与新生的味道。这首曲子包含导论共有九个部分，其标题则分别选自尼采的作品，诸如〈论彼岸世界者〉（von den Hinterweltlern）、〈论科学〉（von der Wissenschaft）、〈康复者〉（der Genesende）等等，而导论则叫做〈日出〉（Sonnenaufgang），这与《2001》第一部分的标题〈人类的黎明〉（the Dawn of Man）完全若合符节。整部影片从太阳在一篇宇宙漆黑中——伴随着这首交响诗——升起开始，象征着人类的开端（dawn），而从中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到，这是一种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绘，恰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我想要透过音乐传达出人类从其起源开始的发展，经过不同的阶段，宗教的与科学的，直到尼采的超人理想。整首交响诗就是对天才尼采的致敬，而这种天才在其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找到最伟大的表达”【注1】。如此看来，施特劳斯作品的意图是明显的，他所选取的那些标题也正体现了一点，例如所谓的“彼岸世界者”指的就是宗教中信仰彼岸的那些人，而〈论科学〉则是要表达近代理性科学的出现正是对宗教的一次除魅，使得人不得不面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找寻一个新的开始，即超人的来临。

那么，库布里克的电影与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猿猴对于使用工具的掌握标识出猿猴摆脱其动物性的一面而转变为人，随着骨头被挥舞入天空，镜头一瞬间切换到了几百万年后的未来太空。这个镜头已被视作是影史上的经典镜头之一，它象征着几百万年的人类进程在整个无限宇宙中可能就是镜头的那一个瞬间。而对库布里克而言，工具的使用与进入太空或许才是划分人类历史的两个节点，中间的几百万年均可被视作是“人”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我们看到了尼采的影子。对尼采而言，“人是一根悬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注2】。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库布里克从一个历史发展或进化的角度描述人的进程，并且也有学者注意到库布里克的影片与尼采“动物—人—超人”的结构相符【注3】，但是尼采并不是在一个生物进化的意义上谈论超人的，尼采自始至终均反对那种达尔文式的进化观【注4】。我们能说的只是库布里克借用尼采的意象来谈论他所理解的人的过去与未来。然而，是什么在电影中象征着超人呢？答案就是影片最后星童（Star Child）这个意象。影片最后，宇航员大卫（Dave）穿越一系列绚丽的时空隧道（这象征未来的太空已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来到一个房间，并最后转变成一个宇宙中的孩童（交响诗的音乐在这里再次响起）。而孩童其实正是尼采谈论精神三变时的最后一个阶段：“孩童是无罪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注5】。对尼采而言，孩童代表着新的开始，这是肯定一切生成之后，人对自我的克服。而这一克服并超越自我之人，即是超人，他拥有重新创造（价值）的能力。事实上，查拉图斯特拉本人也变成了一个孩童，一个觉醒者【注6】。库布里克或许并未走这么远，但他借用孩童这个形象无疑想要表达人类的历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我们看到库布里克借用尼采“动物—人—超人”来叙述人的历史，而这三个阶段转变的契机则是电影中那神秘的黑石。猿猴在看到黑石之后获得了使用工具的能力，行将就木的大卫在看到黑石后最终转变成星童。有学者认为，神秘的黑石乃是外星人所投放的，因而人的创造与人的历史进程其实并非是上帝的作为，而是外星人的作为。顺着这个思路，影片中第二个故事，即在月球上对黑石的发现，正是要揭示出人终于意识到，人并非是由上帝而是由外星人所创造的【注7】。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那么正隐喻式地表达了随着宗教信仰的破除，人进入到了理性科学的阶段，这亦符合施特劳斯乐曲的结构。然而在那个科技主导的阶段里，我们却看到了人工智能对人的反叛。影片中那段对人工智能HAL的描绘，可谓震慑人心、空前绝伦。由于HAL的一次故障，使得大卫与另一外宇航员富兰克（Frank）想要将整艘飞船的中心HAL关闭，然而HAL却自觉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不愿被关闭。在这种情况下，HAL主动切断另外三名正在冬眠的宇航员的电源，将他们“杀死”，并且也切断了富兰克分离舱的连接线，使得其坠入幽深的太空。强大的人工智能打败人类（再例如影片中富兰克与HAL下棋输掉），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渐渐被意识到的问题，库布里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到了。

在很多人眼里，《2001》或许缺乏一个完整的叙事架构。然而现在我们看到，尼采的“动物—人—超人”与施特劳斯受尼采启发而来的“人的起源—宗教—科学—超人”，共同构成了《2001》的叙事架构。对工具的使用使得人摆脱了动物的阶段而成为人，这是人的起源。而在“人的阶段”中，人又经历了宗教与科学的时代，在前者中，人将自身的生命寄托于彼岸、寄托于上帝；而在后者中，破除了神秘宗教的人又不得不面对价值虚无的世界，以及面对科技的反叛、对人生存境遇的威胁。最终，人必须克服过往的这两个阶段，而走向全新的开始，即创造的阶段。不过在我看来，库布里克这部电影更多的仍是在透过视觉效果预言，而非反思，毕竟那个创造的阶段、那个人类新生的阶段已在我们的言语之外。用美轮美奂的画面代替语词，更多的是为了带给观众一种震撼，并将猜测的权利留给观众，诚如其在访谈中所提到过的：“语言是相当主观的，并且其意义也有限；而透过音乐与视觉的交流，我们则越过了人们往往卡主的语言分类概念”【注8】。换言之，如果真的像当时的一些评论人所说，影片的结尾乃是不知所云的话，那么这种不知所云也仅仅是因为人本身言语的界限所导致的。然而在六十年代，能够透过影像去传达那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这已是库布里克的天才之处。

如果说《2001》更多的像是在描述、预言人类的未来，那么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则一如他其他的电影，带有极强的反思性。相较于库布里克绚丽的视觉画面，《飞向太空》则可以说简陋至极，甚至太空舱也只像是个破旧的铁皮屋。事实上，塔可夫斯基对太空、宇宙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对他而言，研究太空终究是要研究我们人自己【注9】。倘若我们连关于人的知识都未掌握，又谈何关于太空的知识呢。

影片讲述了人类试图了解外太空的神秘星球索拉力星（Solaris），这个星球布满着胶状的海洋，它会放射出磁流影响到人的意识。某个意义上，索拉力星就像是一个大脑，透过影响人的意识，它可以使得人意识中的记忆再次实体化而呈现在人的面前，例如死去的人重新在索拉力星上出现。这一切都使得调查索拉力星的科学家们处于惊恐之中，于是心理学家凯尔文（Kelvin）奉命前往调查，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凯尔文死去的妻子哈莉也重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整部影片的核心其实在于凯尔文与生物学家萨托雷斯（Satorius）、天文学家斯纳特（Snaut）在图书馆中的一段争论。或许是常年处于一种对科学研究失落、沮丧的状态，因而对斯纳特而言：“我们正处于人类的愚蠢境地，努力实现一个害怕实现的目标，一个我们并不需要的目标”。人类总是有着向外求知的欲望，尤其是对那浩瀚、神秘的太空，然而这种求知却从未考虑过一种道德基础，即我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需要而去获得知识，那些知识又与我们的生命有何关联？更重要的是，会不会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其实是我们所会害怕的？斯纳特的看法其实某个程度上也表达出塔可夫斯基本人的看法，换言之，我们在尚未了解为何要从事太空、科技研究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这些探究。斯纳特的看法则招来了萨托雷斯的反驳，在萨托雷斯看来：“人类能够学习自然规律，在对真理的无尽探寻中，人类注定要受知识的负担”。可见，对科学真理的探寻是出自人的本性，追求知识的欲望本就是人的欲望，即便我们要为这样的知识付出代价。对于抱持着科学真理观的萨雷托斯而言，从我们的记忆、意识中实体化出现的哈莉当然就“只是一个机械复制品，一个模型”。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意识的化身、这种所谓的幻觉乃是不真实的。然而此时此刻，一旁的哈莉却说道：“在非人类的环境里，他（指凯尔文）表现得很人道，而你们表现得好像与这一切无关，而且认为我们是来自外部的一个阻碍；但是它是你的一部分，是你的意识”。虽然哈莉乃是索拉力星的磁流影响到凯尔文的意识而变现出来的“幻觉”，但是凯尔文却并不将其视作是“外部的一个阻碍”，而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此，太空是否具有某种科学探索的意涵对塔可夫斯基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太空”——如台湾学者宋国诚指出的——在此成为了一个伦理辩论的“纯粹意识场域”【注10】。它关乎的不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太空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深处，毕竟哈莉正是凯尔文的记忆实体化后了的结果。借由这样的一次太空之旅，凯尔文再一次地经验了他自身的生命。

《飞向太空》虽然改变自斯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的同名科幻小说，但电影上映时其实并未受到莱姆的喜欢，原因就在于塔可夫斯基去除了许多所谓的太空元素，而将焦点更聚焦在“人”的身上，包括影片开头近四十分钟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地球上，而这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在《2001》的最后，库布里克给了我们一个星童的镜头，它是未来式的，是新的开始；而在《飞向太空》的最后，塔可夫斯基亦给了一个极其震撼的镜头：正当我们以为凯尔文重新回到地球、回到他的木屋时，镜头缓缓拉开，只见凯尔文仍置身在一片汪洋之海中。这或许既是塔可夫斯基的幽默也是他的讽刺：我们自以为自己了解了，但其实仍困陷在原本中的处境中不得动弹。

《2001》与《飞向太空》，就视觉技术与故事的宏大性而言，不得不说库布里克更胜一筹，但是在科技与人的问题反思上，塔可夫斯基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人要如何面对太空的问题。今年恰是《2001》上映五十周年，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不再陌生、后人类问题逐渐变得显学的时代里，这两部电影仍是我们思索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与指路灯。

注释：

注1：转引自Jacobson, B.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Op.30” for the American Symphony Orchestra: http://americansymphony.org/also-sprach-zarathustra-op-30-1896/

注2：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4节。

注3：Abrams, J. “Nietzsche’s Overman as Posthuman Star Child in 2001: Space Odyssey.” in The Philosophy of Stanley Kubrick. Ed. by Jerold Abrams.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247-248.

注4：见《瞧这人》（Ecce Homo）中的〈我为什么写了这些好书〉第1节。我必须再次提醒，在我看来，库布里克比较像是借用尼采的架构来表现他的影片，这与尼采本人的思想并不一定相符。对尼采而言，超人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在未来将出现的种族或理想，超人（Übermensch）的本意乃是超-人（über-mensch），换言之，它应被当做一个动词或活动而理解，并且这种对自身的超越（über-sich-hinausgehend）乃是一个不会终止的过程。参Pieper, A. Ein Seil, geknüpft zwischen Thier und Übermensch: Philosophische Erläuterung zu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asel: Schwabe Verlag, s.56.

注5：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卷第1节。

注6：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2节。

注7：Abrams 2007: 250-251.

注8：Rapf, M. “A Talk with Stanley Kubrick about 2001.” in Stanley Kubrick Interviews. Ed. by Gene D. Phillips.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 p.78.

注9：可参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鄢定嘉译，台北：漫游者文化事业，2017，页264。注10：宋国诚，《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纪的流亡书写》，台北：擎松图书，2008，页22。

1.*启蒙主义*的承诺把理性高高地供奉在人类知识的祭坛上，它使人们相信，人们可以认识一切，人们不能，也拒绝承认在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是在人的认知之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塔可夫斯基极端天才地用电影的语言重述了莱姆的故事。

2.这是一部可以在第一时刻震撼你的电影，但是如果你真的爱这部电影的话可能要多看几次，还可以参考和阅读原著，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不光在看科幻，不光在看故事，不光在看心理，而且在试图把握除此之外的*哲学*。

前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是我最心爱的导演，他的《飞向太空》也是我最心爱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直译为《索拉利斯》或《索拉利斯星》，它被誉为科幻电影中的科幻，或者说，它是一部*元科幻电影*，是讲述关于科幻电影的科幻作品。

本片改编自波兰科幻小说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控制论者*/莱姆/的同名小说—— *《索拉利斯星》* 。小说原作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是一部*现代哲学读本*。

科幻本身构成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光谱，其最极致的一端就是哲学。它在现代哲学所不能允许、不能成立的在*疆界之外*，去思考生命、世界、人与万物。

莱姆的《索拉利斯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仅*虚构*出了索拉利斯星，虚构出了索拉利斯星上面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更重要的在于，它虚构了一门“索拉利斯学”。而索拉利斯学，如果真的给它一种无法被命名的命名的话，只能叫做*“人类认知不可到达之处”*。

小说原作和电影都是关于*知识自身*的故事，关于人类认知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定的故事。关于现代主义、现代历史的发展有很多种描述，很多种划分，其中一种是，现代历史、现代知识的历史起源于*启蒙主义*，而启蒙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承诺就是 _人类借助其理性能够认知一切，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只分为已经认知的和未知的，未知的也就是未来将可以去认知或者必将被认知的。_

_启蒙主义的承诺把理性高高地供奉在人类知识、人类精神的高塔、祭坛上，它使人们相信，人们可以认识一切，人们不能，也拒绝承认在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是在人的认知之外的。_ 在这个意义上说，塔可夫斯基非常成功地、极端天才地用电影的语言重述了莱姆的故事，重述了一个在索拉里斯星上发生的非常精妙的故事。

这是一部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真正的恐怖片。故事当中包含了真正的恐怖，而这种恐怖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自于我们的记忆，来自于我们人生当中最痛切的我们无法正视的记忆的深渊。记忆的重返使我们被迫面对我们自己，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塔可夫斯基非常成功地翻译了莱姆小说的哲学性主题，关于现代人，关于现代知识，关于现代人类认知的*自满自大*和其绝对疆界。

莱姆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真的想征服宇宙吗，我们真的想认知宇宙吗，不是，我们不过想把地球的边缘推到宇宙的尽头。另外一种类似的表达是：我们真的在寻找地外生命吗，我们真的在寻找外星人吗，没有！我们只不过是在浩渺的宇宙当中寻找人，寻找我们自己，宇宙世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最终在其中照见了自己。

_如果莱姆或者塔可夫斯基把他们的主题停止在不可知论上，说很多东西不可知，很多东西不可说，那他们还没有能够把他们的作品推到哲学的、思想的，精神的高度， 它不是要单纯地承认我们不可认知，很多东西不可知，而是要让我们承认我们是如此的有限_ _——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如此有限，我们的世界是如此有限，在浩渺的宇宙当中，人类、地球是多么的微末。_ 这个主题最重要的意义也是20世纪知识反思、文化反思的最重要意义，也是科幻写作当中最丰满和最具批判性的意义。

当我们尝试对历史，对我们自身，对我们的生命进行反思的时候，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主题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之下， _我们想当然地、天经地义地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是如此有限，是如此的不完善。_

对一部电影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么高妙的主题，不是它有多么幽深的、权威的、玄妙的哲学的表达，也不是它有多么崇高的伦理的高度或有多么充分的正能量，所有这一切是否能够在电影当中实现取决于是否给予它一种电影化的呈现。

在这部作品当中，塔可夫斯基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化的精灵，作为一个被俄罗斯文化也是被前苏联电影体制所养育的伟大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天才能力。在电影一开始，他就把莱姆的哲学主题，莱姆的科学主题，莱姆关于人类与宇宙的主题转换成了一个视觉主题，一个关于*看*的主题。

在开始观影一两分钟之后，一种强烈的、无以名状的*不安感*就已经开始，吸引你，开始占据你整个身心，使你感到某种无名的不宁，无名的不安，无名的焦虑，形成这样的感受的原因正在于摄影机的*运动方式*，摄影机的关怀方式。

电影刚一开始是由一组空镜头所组成的蒙太奇：水面、池塘、水底世界、被薄雾所笼罩的俄罗斯、田野上开阔的景色。但是，焦虑即刻产生， _而这正在于它已然在第一分钟破坏了好莱坞所创造的电影语言语法。_

按照好莱坞的电影语言语法，在一个空镜之后很快会接上观看主体，很快会出现主人物，出现人物的视点，形成*“电影的缝合体系”*，即观众通过第二个镜头理解了第一个镜头的意义，第二个镜头告诉观众谁在看？为什么要看？看什么？

而本片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绵延的空镜段落，没有观看主体出现。当主人公科学家克里斯出现的时候，他是出现在一个固定机位的画面当中，主人公从画左入画，从画右出画，穿过了画框，穿行了画面空间， _他没有能够占据画面空间，也没有能够主宰画面空间，更没有成为前面所有镜头的谜底，因为不是他在看，而且在画面上他没有在看。_

镜头段落继续延续，当主人公接近父亲的房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带画框的画面——*窗框*，主人公嵌在窗框里，在视觉上似乎终于占据了画面中心，但是接着镜头反打，进入到房间当中，没有人占据从屋内向外观看的位置，父亲在屋内，但是背朝着窗口，父亲仍然没有在看。

第一个段落整个地建立了一种有充分的视觉依据的视点镜头，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剧情中的人物占据视点位置，于是 _人物“被看”，而不知被谁观看_ 。精神分析将此称为*“大他者”*的视点， _就是是超离了我们的掌控，超离了我们的视野，甚至超离了我们世界之外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观看，这是一种自外于万事万物之外的力量！_

这样的镜头段落在延续，接下来一个非常诗意的场景就是雨落下，果盘和水果被雨水打湿，水花飞溅，非常美丽的静物画面，此时摄影机使用一种凝视性的目光来拍摄，但*仍然没有观看主体*。

在影片的剧情段落里，苏联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开始讨论索拉利斯星上面的索拉利斯之谜，索拉利斯上面的灾难，这个时候出现了本片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原手段，就是*彩色和黑白的混用*， _塔可夫斯基非常自觉地在彩色电影部分使用了相对传统和经典的俄罗斯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而黑白电影部分使用了手提摄影机的纪录风格，于是黑白和彩色在这里彼此对应，彩色世界象征着正常世界或情感世界，而黑白世界象征着记录的、客观的、科学的世界_ ，他用黑白和彩色的混用或并置，表明了人类的一种持续的，但是在影片故事当中无望的乃至绝望的努力——人们想区分，想认知，想区隔，想去捕获一个客观、冷静的世界。

黑白和彩色的混用在电影当中始终表现为“录像带的放映”，即电影中的电影，用彩色的现实世界和放映中的黑白的银幕世界，或者说黑白的现实世界和放映中的彩色影像之间的区隔，来视觉化地传达影片的哲学主题。

这样一种对照在亡妻再次到来时发生反转，主人公决定接受她，于是他给妻子放映了他们自己的家庭录像，这个时候屏幕里和屏幕外的世界都是彩色的，形成的表述是主人公放弃了区分的努力，放弃了无效的挣扎，接受了存在于我们认知和理解之外的世界。

电影《飞向太空》中，彩色和黑白的混用服务于哲学化的反思性的主题，关于人类以为自己的认知能力可以覆盖万事万物，而实际却是如此有限。

影片当中，摄影机的位置，摄影机的运动方式和所呈现的人物视点，都强有力地服务于影片哲学主题的呈现。

当主人公到达索拉利斯星，进入索拉里斯星的空间站以后，所有的镜头都几乎不再有主观和客观的区隔，而是都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主人公从进入索拉利斯星的那一时刻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被监视感——被某一种不在场的目光，不具形的眼睛所追踪，所盯视，所凝视的感觉。

在库布里克经典的恐怖片《shining》（《闪灵》）当中，库布里克十分娴熟，也十分准确地使用“鬼视点”，就是使用机械平移镜头来表达非人视点的出现。而《飞向太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所有的镜头构成都具有经典电影的视点镜头特征，只不过在每一个视点镜头所发生的位置上必须有的一个人物化的主体存在的因素被取消了，于是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感，一种压抑感和一种焦虑感。

电影中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段落，两次都是主人公在熟睡当中，摄影机开始起伏，开始运动，摄影机拍摄在床上沉睡的主人公，沿着主人公的身体下移、平移、摇移，似乎是一个观察者的视点，甚至是某种爱抚性的目光，但是当主人公第一次醒来的时候，空间中没有其他人，而第二次类似的镜头再次出现，一个以目光来抚摸着他的身体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仍然没有出现观看主体，但是观众已经意识到某一种非人的或者超人的东西出现了，然后某一种观众在内心深处，在精神，在道德，在伦理的限定之下试图放逐的幽灵已经归来。故事中每一个科学家所遇到的客人，都是他们内心当中最为深刻地渴望着又最为深刻地恐惧着的记忆。

这部影片制作于1972年，但它并不受制于1972年的技术水准。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没有特技，也没有使用任何作为科幻类型当中的一个分支——“太空歌剧”所必需的奇观、奢靡和繁华。但是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太空科幻电影都更具有太空感，因为这种太空感来自于超离了地球事件，超离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全然的陌生。

整个段落同时在处理一个近十几年来才在世界，大概近一两年来才在中国变得非常热络的一个话题，关于后人类主义，我们怎么认知人，我们怎么认知人自身，我们怎么认知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类人而非人的存在。在原小说和电影当中，导演和作家都集中处理了主人公与其亡妻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主人公的恐惧，主人公的伤痛，主人公的无力和绝望的角度上去理解它，还不是有力的。

肉身存在的“亡灵”妻子在房间中徘徊，她（“亡灵”妻子）发现了一幅妻子的旧照片，她拿着旧照片发呆，形成了镜像和镜像之间的面面相觑，一个拟像面对着另一个拟像彼此惊呆。接着，妻子的拟像，妻子的亡灵，妻子的化身，妻子的幻象拿着这幅照片走到镜子前面，非常有意思的真的“对影成三人”，形成了手持着照片的一种复制性的形象，然后面对着镜中的形象。

这是一个李白式的“对影成三人”的时刻，“我”或者“我们仨”把关于人，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身体，关于后人类的种种的人，类人非人的主题视觉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原作小说当中，莱姆是比塔可夫斯基走得更加坚决和更加遥远的，在原作作品当中主人公留在了索拉利斯星，留在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无所谓用人类的情感道德、理性知识所能描述所能衡量的世界当中。在那个世界当中，他内心永远不能修复的创伤、永远不能平复的负疚可以得以平复，他可以和亡妻宁静相对，共度岁月。

而在电影当中主人公似乎返回了地球，我使用了似乎是因为我不能确定，因为影像没有提供任何让我确定的因素，影片的尾声再次出现了影片序幕的场景，在父亲的木屋的空间当中，主人公走近木屋透过窗子向内凝视，我们看到主人公饱含情感地望向父亲的目光，但是接着我们在窗内，室内的场景当中看到了雨帘，暴雨在室内潺潺地落下，这个时刻我们不再能区分内景与外景，不再能区分视觉目击的真相和完全的幻觉。接着，摄影机大幅地升拉开去，围绕着索拉利斯的云海再次出现，以致我们不知道主人公究竟是返回了地球还是生活在索拉利斯星所创造的一个地球的拟像当中，塔可夫斯基的天才和塔可夫斯基的决绝正在于他最后时刻丝毫没有给予我们抚慰。

大家一定不要混淆了塔可夫斯基的《索拉利斯星》（《飞向太空》）和索德伯格重拍的《索拉利斯星》（《飞向太空》），后者实在是一部效颦之作，它最后借助异次元，借助平行世界让主人公的亡妻和他一起重返地球，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典型的洒满了好莱坞糖霜的抚慰，而塔可夫斯基在最后时刻仍然坚持着他的主题，他不分辨，也拒绝分辨，他再一次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再次强调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而所有这一切正是20世纪的灾难在启迪我们，让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去警惕，让我们去更好地把握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生命。

电影当中，剧情设置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当主人公进入了索拉利斯星，发现了他死去的同伴，发现了幸存者，但是幸存者之间无法交谈，幸存者之间拒绝相互传递信息，倾诉内心，或者分享他们所遭遇的巨大的荒谬和恐怖，原因在于他们都是科学家，科学家的身份和科学家的知识框架及其知识储备决定了他们的职业是探究，是获知，是阐释，而他们自己在索拉利斯星上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是无法被阐释的，是不能用语言去组织的，不能进入到理性主义的逻辑和顺序当中的。他们如果承认自己身历心历的现实也就是承认自己已经置身于疯狂，所以所有的他们在索拉利斯星上的经验都被放置到了语言之外，以致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有效的报告，这也构成了原作小说和电影当中的索拉利斯之谜。

地球上的人们只知道索拉利斯上发生了灾难性的事件，只知道索拉利斯的空间站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但是人们始终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无人告知，没有语言可以告知，所有的语言都会回到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维度上去，比如说不能告知这是亡灵，这是狂想，这是最荒谬的梦想成真。每一个科学家的客人都不同，克里斯的客人是他的亡妻，而其中一位科学家的客人是完全的非人，是一种物体。

原作小说当中所有悲惨的遭遇，所有荒谬的、恐怖的、绝望的经历，不仅仅来自于弗洛伊德似的性阐释，而且来自于更广阔的人类也未曾探知的、也无法去正视的内心的渴望、伤痛、绝望和焦虑。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和非常重要的主题，关于语言的无效性。在电影当中，塔可夫斯基的最重要的翻译就是把小说当中的语言，理性逻辑、自然语言，同时转换成了电影语言，他同时表现了电影语言逻辑的有效和逻辑的有限，就像观众一旦看到视点镜头就寻找观看者，而本片几乎很难寻找到观众熟悉的和有效的观看者，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笼罩性的不能被认知的力量存在着。

这是一部可以在第一时刻震撼你的电影，但是如果你真的爱这部电影的话可能要多看几次，还可以参考和阅读原著， _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不光在看科幻，不光在看故事，不光在看心理，而且在试图把握除此之外的哲学。_

词典：

1.莱姆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 1921-2006）是波兰著名科幻作家、哲学家，他是20世纪欧洲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科幻小说天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称赞莱姆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最智慧、最博学、最幽默的一位”；库特·冯尼古特赞扬他“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代表作有《索拉利斯星》《机器人大师》等。

2.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兴盛于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与理性主义等一起占据了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3.太空歌剧

“太空歌剧”(Space Opera)一词，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被发明出来专门称呼科幻文学中某一类特定小说的。一般泛指将传奇冒险故事的舞台设定在外太空的史诗科幻作品，著名的《星球大战》（Star Wars）及《星际旅行》（Star Trek）系列，都可算是代表作。

4.拟像

“拟像理论”是鲍德里亚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正是传媒的推波助澜加速了从现代生产领域向后现代拟像(Simulacra)社会的堕落。而当代社会，则是由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