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对决（普通话）

对演员的了解就是作品，对成龙的了解就是电影，中国功夫电影。一次机缘巧合，在拉萨因”北京成龙基金会”赞助了一个200万的公益活动项目而结识成龙大哥。见到本尊与屏幕截然不同，没有丝毫架子，见到任何人都是微笑😊面对，对工作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人总是生龙活虎，目光炯炯。

63岁的“中年人”，从踏实拉萨那一刻就马不停蹄的投入慈善活动，还时不时地告诉我们心率不快，人大家放心。很多人找他签字也是微笑着签完，直到医生发现口唇有缺氧表现，要求休息才停下来。这就导致了我没有大哥的签字哦。

那天大哥在电脑上给我们放了《英伦对决》的宣传片，还有电影插曲，告诉说9月30日上映。当时就感觉与以往的中国功夫片截然不同。尤其是那双眼睛，阴郁、隐忍与愤怒交织在一名老人脸上。大家表示上映后一定支持。今天终于实现。

大哥一改以往武打风格，演绎了一个失去最后一个亲人-女儿后，替女杀仇的故事。故事情节不复杂，但关玉明（成龙饰演）的内心是复杂的。成龙一向以动作表达人物，而这部电影是用眼睛表达一个人愤怒到极致的状态。而动作只是眼睛的助手罢了。

与女儿在一起时，千叮咛万嘱咐慈爱的看着女儿的眼睛；废墟中抱着女儿尸体时悲痛的眼睛；无数次打电话和请求见面，要求惩办凶手而无人理睬时无助的眼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时坚毅的眼睛；与对手周旋时机敏的眼睛；复仇成功后，与林宝怡（刘涛饰演）相拥泣极泪目的眼睛。自始至终成龙的眼睛都在打动我心。我被他的演技彻底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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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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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英伦对决》已是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发朋友圈，推荐此片，然后沉沉地睡去。

醒来是早上九点，打开手机，睡前发的朋友圈有留言，说这部片子看着无聊。我对着手机笑了笑，心想，这种非线性叙事的电影，肯定很多人都没看惯。但无论怎样，我很喜欢成龙这部电影，它再次打破成龙硬汉形象，甚至在电影里，他不是以主要角色出现，而是以配角穿插进这部电影，电影的主题还是在写政治斗争。

我对这部电影叫好，还是觉得故事好。两个小时里面要讲的故事，不细数的话有以下几条：整个故事的发生及破案过程（这是主线），成龙的家庭背景及出生，政府之间的斗争、恶势力根源以及中间各种博弈，此外还有男女之间的关系与各种计谋。在整个故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在2个小时密集讲述如此复杂的故事。导演用了两个方法，一是双时间叙事手法，成龙一条线，政府一条线，这两条线时而交叉，时而分开。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不仅在拍电影时用到，写小说、新闻稿都会用到。当然，不止这部电影中有，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也是双时间叙事手法。这种操作的好处是，看似一个故事，在固定的时间线内，情节倍增，观看时间成倍增长。所以观者需要高度集中才能跟得上剧情。

采用双时间线会把故事变得饱满，更具体。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要将的故事线太多，许多没有没办法展开，这部电影里面涉及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就是如此，所以需要再用一种方法讲故事：通过演员的对话完整还原故事。单人物对话就交代了成龙的人物背景、爆炸事故的根源、为何会有这次爆炸等等，这些情节在电影里没有拍，完全是靠着演员一句句台词说出来。好的台词和剧本就是这样，人物除了在和电影角色说话，还要传递给观众相应的信息，更要推动剧情向前发展。

写到这里，差不多应该能够说明为什么这部电影好。不过，这还不够，整部电影除密集式地讲故事外，拍摄风格也很稳，那种冷峻中带着肃杀的气氛，空气中的冰冷与人物的阴郁，愤恨交织在一起，才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好的商业片。

不得不说，成龙这次转型，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我看完这部电影，第一个印象是，成龙老得刚好。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演父亲，但这次演得异常认真，尤其是走路是那种蹒跚的老太，从背影看过去，那么苍老。更别说到他这年纪，还能顺着铁杆从屋顶滑下来。在丛林里和特种兵打斗的时候来个鲤鱼打挺（这情节有点儿假，虽然前面做过铺垫）。这种劲头，能做到的人真不多。

至于网络上说，成龙这部电影的票房没有国外高，我也只能呵呵，想想李安的片子票房不也是这样吗？绝大多数人对于一部电影的好坏并没有自我认知，完全在看得懂和看不懂这两个档次上去讨论。这就像许多人在看一幅画的时候，评判它的标准不是讨论画家在画什么，为什么这么画，你看见的为什么和我的不一样等等，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直达目的地。说到底，无论是看电影和看画，那个目的地不过是次要地位，重要的是过程。心急火燎地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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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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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看完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本书《什么也别说》，主要围绕着一桩谋杀案的真相解密展开，在解密过程里穿插着上世纪北爱尔族群冲突，而其中作者也用不少笔墨来介绍临时共和军领导人、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并逐渐展示出这个共和军领导人的虚伪和残忍。

什么也别说

9.0

[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 2021 / 格致出版社

亚当斯1948年10月6日出生在一个有共和党背景的家庭里，他凭借过人的分析能力和机敏的头脑在共和军内部快速升迁，在1970年的北爱暴乱的时候已经担任了指挥。根据格里亚当斯亲民战友休斯的回忆，他不记得亚当斯自己拿起过石头或者燃烧弹，但是亚当斯指挥别人的时候的确非常有效。在休斯看来，他是临时共和军的“首席战略家”，能觉察宏观政治背景，以及冲突中的构造变化。就像留在战线后方的将军，亚当斯以不亲自参与暴力而闻名。

他于1972年3月入狱，并于1977年出狱。刑期的最后一天，他和战友休斯在院子谈论策略。他认为新芬党，也就是跟共和军相关的政治实体，必须同共和军武装组织进一步“协力”合作，互相打配合。出狱后亚当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示，除非在斗争中融入政治维度，否则不可能赢得持久战。他说“我们不可能依靠共和军的军事胜利建立共和国，”他在1980年的一次事件中宣称，“我们一定要像帝制拥护者那样认识到，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取得胜利是痴心妄想。” 虽然亚当斯主张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发起政治运动，但他并未提出任何放弃暴力手段的建议。1979年8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亲路易·蒙巴顿勋爵，这位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在斯莱戈郡海岸附近的多尼戈尔湾乘坐自己的渔船时，船只被无线电遥控的炸弹炸得粉碎，他自己也在爆炸中丧生。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位家人，以及来自恩尼斯基林的一名当地男孩。而他在日后指挥的活动里，没少伤及无辜。

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由北爱的一名德高望重的神父亚力克·里德出面安排的亚当斯和英国当局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停火后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但是前去听取决定的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在北爱冲突中人气颇高的女共和军成员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

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1998年4月，参与北爱和平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 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埃德·莫洛尼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

2001年，马丁·麦吉尼斯打破了共和军沉默的规则，承认自己曾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并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德里的副指挥官。但麦吉尼斯是在调查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前提是他将免于遭到起诉。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势头正劲，日益强大。表面看来，共和军已经被和平进程边缘化，甚至同意解除武装。但即便如此，共和军长期以来已经给爱尔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个准军事部队很可能不会就此消失。 和许多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一样，他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大失所望。帕特里克·皮尔斯曾经写道：“如果有人以爱尔兰的名义，接受任何分毫少于脱离英格兰的‘最终协议’，那么他对爱尔兰民族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之罪大恶极，如此之不可饶恕……以至于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这种绝对主义形成了共和党观念的精髓：接受任何立场的改变无异于背叛。在麦克斯看来，新芬党同意英国继续主宰爱尔兰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克斯认为，亚当斯出卖了武装斗争。 新芬党领导层非常清楚这类观点，并开始诋毁像麦克斯这样的批评者，称其为“异议分子”共和党人，或者“和平进程的反对者”。共和党向来有着严明的内部纪律，而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新芬党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对北爱尔兰问题与和平进程的特定叙述。新芬党的所有官员似乎从未偏离剧本。如此一来，该党派保持了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共和党武装斗争记忆的垄断”。

对此老战友休斯十分的愤怒，愤怒于亚当斯背叛也愤怒于他的虚伪，书中写到：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在贝尔法斯特各种建筑的墙上，依然满是描绘武装斗争英雄的彩色壁画。年轻的布伦丹·休斯就在其中，他双眼漆黑，满面笑容。然而最近几年，休斯的情绪变得日渐阴郁。“欢迎来探监。”他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有时，他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待在家里，独自喝酒抽烟。如今他到了知命之年，标志性的黑发已经变白脱落。他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他曾在建筑工地做过各种卑微的工作，但除了年轻时在商船队的经历，他从未做过真正的平民工作，而且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你无法真正从监狱走出来。”他会说。 在休斯眼里，《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象征着最终的妥协：共和党运动正式接受了英国人将继续留在爱尔兰的事实。休斯曾经杀过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但如今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党运动的领导层可能早已准备好接受低于绝对胜利的结果，并事先决定不告诉像他这样的士兵，休斯认为这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做法。对休斯而言，这是一种极其有针对性的战略手段：他直接把责任归咎到他最亲近的同志格里·亚当斯身上。在他公寓的一面墙上，一个带相框的照片和切·格瓦拉的纪念照挂在一起。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朗·凯什监狱拍的一张老照片，休斯和亚当斯用手臂搭在彼此肩上。亚当斯身穿一件宽松的八字领短袖，蓬松的头发落在肩头。休斯穿着一件紧身T恤，上面写着“墨尔本爱尔兰俱乐部”的字样。两人都在铁丝网的背景下咧嘴而笑。休斯对亚当斯已经再无好感，但他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以提醒自己过去的时光。几十年来，他和亚当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最近，他开始悲观地开玩笑说，他就像共和军的武器，先是被利用，然后被丢弃——一如“解除武装”。 休斯谈到了格里·亚当斯。麦克斯曾和亚当斯同时在朗·凯什服刑，他了解亚当斯和休斯之间曾拥有的亲密关系。然而现在，休斯对这位昔日的同胞充满了愤怒。休斯憎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他开玩笑说，这个协议的首字母缩写GFA实际上代表“糟践所有人”（Got Fuck All）。“这一切他妈都是为了什么？”他会问。那些他夺走的生命，那些被他送上死路的年轻志愿军：一直以来，他认为这些牺牲最终会因为爱尔兰的统一而得以正名。相反，亚当斯已经成了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一个和平使者。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北爱尔兰后冲突时代的重要角色。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指挥的责任之一，就是高级军官必须做出可能让下属送命的选择。在休斯下达的命令中，有些曾导致年轻志愿军乃至无辜百姓丧命，他的精神因此受到重创。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演。他告诉麦克斯，血色星期五事发当天，他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但发号施令的，是亚当斯。“格里才是做决定的人。”他说。 借由否认自己在冲突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亚当斯事实上推脱了自己对诸如血色星期五这种灾难的任何道德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否认了他和昔日下属的关系，例如布伦丹·休斯。“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恶心，”休斯说，“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为所有人的死承担责任。”如果这所有的杀戮至少成功将英国人逐出了爱尔兰，那么休斯或许可以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情理。但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当休斯和这些心魔斗争时，他惊诧地发现，亚当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反省。相反，他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这令休斯愤怒不已。他当然是共和军成员！“所有人都知道，”他告诉麦克斯，“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的狗都知道！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

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 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 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 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亚当斯种种言行透出他是一个虚伪的“屠夫”，纯粹的政治动物，在传统的IRA和英国人眼里都不受欢迎，所以在电影里马丁坎贝尔狠狠地编排了一顿Liam Hennessy（格里亚当斯），让其众叛亲离，最后在电影的末尾，英国人利用亚当斯的软肋对其进行威胁，成功的将亚当斯变成英格兰人的“狗”，而在书中，曾经的亲密战友休斯锐评到，对亚当斯的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但在休斯看来，格里·亚当斯可能已经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更有甚者，他可能遭到了英国人的摆布。当临时共和军在监狱里就战略问题组织教育学习班时，其中一门基本课程讲到，英国镇压叛乱的核心方法就是“对他们能应付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休斯认为，在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 可以看出，亚当斯在IRA内部和英国人眼里已经是“一条狗”的角色，什么时候成为的狗，意义并不大。

最后在补充一些历史小细节

血色星期天：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

而与血色星期天相对的是IRA对英国当局的报复，血色星期五，1972年7月21日， 下午 2 时 10 分至 3 时 15 分，IRA在贝尔法斯特各地安装共有 19 枚炸弹爆炸。爆炸中有九人死亡——七名平民和两名士兵。受伤者是77名妇女和女孩以及53名男子和男孩。

在和平协议签署后 格里·亚当斯拒绝承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一员，而电影里直接介绍他是前共和军成员则是一处“错误”，当然考虑到主创对片子的历史细节的注意，我相信这是导演夹带的私货之一，直接在电影里点破他前共和军的身份。

这里新芬党高层中有几人有明显的疤痕还有纹身，这也体现出如今的新芬党与IRA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的临时共和军经常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与保皇派和英军火并。

这里的“真正共和军”的原型可能是之前2009年3月7日晚上10点，两名士兵被袭击身亡的事情。当时由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团体“正牌共和军”宣布为该事件负责。北爱尔兰警察局局长休·奥德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小群越来越绝望的人做出的举动，他们决心将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拽回他们不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