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阳2007

作者：Andrew Chan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李沧东在形容他的创作过程时，用了「绝望」这个词语。对于任何了解他作品的人来说，这不该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1997年，43岁的他推出了长片处女作《绿鱼》（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小说家），自那以来，这位伟大的韩国导演，一直展现出自己对于黑暗的趣味。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他那些最为无情、残酷的作品里，他处理了如下主题：祖国近来的压迫史（《薄荷糖》）、对女性造成的性侵害（《绿洲》与《诗》），还有一位年轻人在日益神秘的世界中感受到的绝望（《燃烧》）。他采用的是一系列不详的题材，他还为自己的作品赋予了完美主义的艺术水平，这一切为他的作品赋予了一种特质，仿佛每一部影片都出自一场伟大的斗争。在2010年的《诗》与他根据村上春树作品改编的《燃烧》之间，隔了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李沧东放弃了一些项目，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能激发紧迫感的项目。最终，他的选择似乎是对的：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职业生涯中最广泛的好评。这部作品涉及了许多最近的人与事，譬如唐纳德·特朗普、阶级差异、大男子主义以及朝韩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一切让这部惊悚片非常贴合当下这种毁灭性的政治形势。

上周，李沧东参加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回顾展——这是他八年来第一次访问纽约。借此机会，我与他谈了谈对于电影和文学的热爱，以及他成为叙事者的原因。

记者：你在电影院看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什么？

李沧东：那是在六十年代，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吧。有一部动画片在韩国上映，讲述的是一个叫洪吉童的角色的故事。他有点像韩国文学中的罗宾汉，这个形象起源于一部古老的、古典时期的小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在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所以我也特别想看。但是，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我没有足够的钱，没法买票。我的表哥知道我想看，我的表哥知道我想看，所以他给了我票钱。我去了剧院，那里挤满了孩子。我加入了队伍之中，但当我越来越接近售票厅的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感觉：我真的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我无法肯定这种想法的缘由。我一度很想看那部电影，但就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买票的时候，我就想从那些孩子中脱离出来，做一个独立的个体。

最终，我去了隔壁的剧院，那里正在上映（理查德·布鲁克斯的）《吉姆老爷》。我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但我决定去看一下。当时我太小了，所以我很难理解那部电影。它太黑暗、太可怕了——大海和暴风雨啊！这是一家比较老旧的、二轮放映的剧院。那里的观众没有那么多，当然，观众里也绝对没有孩子。我独自坐在黑暗中，充满了恐惧与焦虑。当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意识到主人公正走向不幸的命运之中。这实在是太难忍受了。在这之前，我也看过电影，但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自己选择电影、购买影票，这是一种原始的体验。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恐惧与共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者：那时候你可以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李沧东：如果你问的是那些影响我的电影，我可以说，很多电影都和你眼中的「杰作」没什么关系。《吉姆老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它改编自一部伟大的小说，但它其实并不能算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尼古拉斯·雷的那部《北京55日》也是这样的例子，这部作品我也非常喜欢。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可能才发现你印象中的那种“伟大”的电影。我年轻的时候，大概二十岁之前吧，韩国有一个制度，每一部外国电影的引入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就像中国的制度那样，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电影。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了，我开始看到了这些伟大的电影——当然，只是通过盗版。当然，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导演影响了我，比如卡萨维蒂。

记者：在你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你写了很多成功的小说。你用这两种艺术形式表达了自我，你能谈谈两者在表达方式之间的区别吗？

李沧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在不断地搬家，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交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我写小说是为了与外界的某些人交流，虽然我可能并不知晓他们确切的名字和面孔。无论我采用何种形式，这种目标都未曾改变——我渴望交流。其实，在几年以前，我又开始写小说了。我写了好几个月，但我发现这太花时间了。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我不仅无法写出一部小说，也无法拍出一部电影。我总是想要写作，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拍不了电影。

文学与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期望某个读者与我一同经历一系列的情感，但在拍电影的时候，我想影响更多的观众。对我来说，写小说就像是写情

记者：在《诗》与《燃烧》中，主人公都可以算是新人艺术家。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努力，他们试图弄清楚的是，艺术创作的活动该如何去适应这个狂乱的世界。

李沧东：是的，这些角色的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是艺术家。他们作为艺术家向这个世界提出问题。《诗》的女主角努力想让一首诗走向世界：她苦恼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即便她因为痴呆症失去了语言能力。而《燃烧》的男主角凝望着这个世界，他想知道在这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故事是有意义的。这两部电影都聚焦于艺术家的处女作，这种首创性是很重要的：这是艺术最为纯粹的时刻——艺术家在寻找艺术的本质。在村上春树的故事《烧仓房》中，主角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老牌作家了，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电影中，这个男人还不能算是一个作家。他还年轻，他刚刚起步，这让他对这个世界更加敏感。

记者：有趣的是，这两个角色在非常不同的年龄开始创作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你是否曾经想过，如果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拍摄电影，你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电影创作？

李沧东：你很难去推测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从小就出身于电影业，上过电影学校，我想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有时会观察周围拍电影的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电影是最重要的东西。电影对我来说可没有这么重要。其他的一些东西要更为重要，我不知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们，或许是这种沟通的想法吧。不管它是什么，我考虑的并不是艺术形式本身。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像《燃烧》的男主角，他总是在想，他写出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走向世界。虽然我是个年纪比较大的艺术家，而且我是在职业生涯晚期才开始拍电影的，但我仍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艺术家以你特别感兴趣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

李沧东：很多艺术家拍电影的方式和我不一样。有些人和我是同代人，比如说侯孝贤，我特别喜欢他的早期电影。我在一些导演那里感受到了某种私人的联系，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其中大部分都是亚洲导演，比如侯孝贤、贾樟柯和是枝裕和。每当我观看一部好电影，特别是一些不知何故被吸引的电影，我就会感觉自己在和导演交流。不过，说实话，虽然我经常从电影中获得激励与灵感，但真正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阅读，读书最能让我产生创作的欲望。我经常受到年轻作家的启发，不过如果让我回忆这些年来阅读的作品，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名字仍是卡夫卡、契科夫、福克纳、海明威。如果更接近当代的话，我还可以说出雷蒙德·卡佛。你可以说，对我来说，文学是一种通道，我可以通过它来思考世界。

遭受不幸—痛苦沉沦—自我救赎—再度爆发—归于平静，电影呈现的就是女主角李申爱这段并不复杂的人生际遇。唯一和宗教扯上关系的无非是申爱在丧子的悲痛中泥足深陷时选择了宗教作为精神慰藉来试图自救，自救虽然失败了，但显然影片的主题并不是攻击现代宗教的虚伪，因为片中的牧师至少在铸成大错之前及时提起了裤子。

女主选择信教。但是还是不足够。罪犯的自我原谅刺破了她信教的虚假。这样的一种罪，和痛苦。女主一度崩溃，自杀自残。应该是被送进了精神科医院接受镇静剂治疗。 最后的片子并没有展现她得到了疗愈。但是展现了创伤的过程。男主真心的陪伴是故事的一抹暖色。 关于创伤，我还是觉得心理治疗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药物也是。还需要主人公自己的求生意志。 孩子的意外死去，不管是片子里的还是新闻现实中的，都是对于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照拉康的理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想象界的破缺，需要象征的东西来填补。宗教是一种。还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