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糟心的电影你又拍它,图个啥?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2 ) 慈悲拯救不了被爆米花填充的灵魂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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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3 ) 卫郑之风淫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4 ) 如何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5 )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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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
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
6 ) 国破则家亡,国强则家富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是我在星期六上午看的,开始时我只是瞟了几眼,可是后来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越看越起劲儿......
影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老东家是典型的封建地带,可即便如此也被迫逃荒,亲眼见证自己亲人的种种死状。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报道灾难真相的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
影片最惨烈也是让我最最痛恨小鬼子的是:百姓们在逃荒的路上,地上有官兵的抢劫,天上有可恶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可恨的小鬼子们朝着手无寸铁的可怜的老百姓飞去,一颗颗致命的炸弹从天而降,炸得遍地尸体,血流成河,许多的人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不仅一直侵略我们的祖国,而且他们还把中国人的头颅砍下来挂在柱子上,真不是人。可想而知小鬼子是多么的残忍,可怕,可恶啊!这主要是因为腐败的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呀!唉……看到这里我的心是无比的痛!他们生活在一九四二年,我们生活在二零一四年,同样是人,生活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呀。
确实,“国破则家亡,国强则家富”。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如果没有那些威武不屈,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认真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冯灾难和冯段子,我觉得还是第二个稍好点儿。
敢于拍人祸的导演比只拍天灾的要更值得尊重。天灾只是人祸的体现,借古讽今,道尽中国人当今处境。贫富,上下,大家与小家,历史的维度上,中国人并没有本质改变,大众会懂这一声叹息。这种玄妙无需庙堂僧润色,只需江湖匠简单呈现。平民黄金八点档的简单通俗,注定会让高端影迷的逆反最终化为一碟醋。
哈哈,回头再看看十年前的影评唏嘘不已,尤其是那些恶评说刻意渲染苦难的,电影是好电影,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视角进行解读,近些年的见闻和经历让看懂片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电影并没有渲染,相反,在我看来反倒有种收着的谨慎,且看且珍惜,这种电影现在和以后也不会再有国产导演做了^_^
他们沉默的走在中原大地上,无人问津
潼关,位于陕西渭南,是1942河南大逃荒一大目的地,也是这段苦难之旅的“终点”,很容易联想到“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千万颠沛流离,三百万饿殍漂野,天灾+人祸,主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自己,走下去,活下去。
1942,河南大灾,三千万人流离失所,不得不踏上逃荒路,加上日军的围堵,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政府把河南灾荒当作包袱,日本人却利用灾荒赢得河南战役。剧本扎实,镜头感值得称赞,演员表演到位,朴素真实,片尾人卖人的戏是整篇的高潮段落,把两个小时的挤压集中释放,冯小刚最佳影片!
苦死了
原来当时我并没有看懂其中的真实和残酷
所有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刘震云如是说。这部片子就秉承了这一宗旨,悲剧氛围之下,处处都有引人发笑的对白。其实用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悲剧的核,喜剧的壳,是很高明的玩法。可惜冯小刚有的只是小聪明,难成大气候。又想直面人性之复杂,又不敢深入点到即止。冯氏小机灵,可以休矣。
刘震云:继续逃荒的人就告诉他说,大爷,别往回走啊,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说,没想活着,就是想死的离家近一点。当他又往前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山坡上有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趴在一个她妈的尸体上在哭。物伤其类,同病相怜,这老头说我得劝劝这孩子,过去就跟她说,妮儿啊,别哭了,身子都
苦大仇深,平铺直叙,漫长的两个半小时毫无波澜,就像在看一部沉重的纪实片、太累。同样是历史和悲情,作为电影,不如《唐山大地震》来的轻松。不过,如果你喜欢《建党伟业》此类题材,到也是可以去瞅瞅。
很明显《1942》这部残酷到让人失语的作品不太符合多数观众观影需求,难以理解为毛有好多人没有看片子就在那里叨叨说是烂片,咱们能理智一点吗?!无论票房与评分怎样,都不能掩盖这是一部绝对有诚意的伟大作品!从大众立场转换到精英立场的冯小刚这次遭受的考验不小...
“河南到死了多少人?”“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实际呢?”“大约三百万人。”
张国立演的真是贼好,不用说话,一看他的脸我就想哭,那表情太特么可怜了。
饿死人的年代过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可以不用对这部电影有敬意,但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读书,老了才知道该怎么发力。
我觉得这种片得让情绪递进,但是视角太多感受就散开了,很遗憾它没有预告片那么好,但也庆幸它没像大地震那样故意煽。
从灾民逃荒拓展至政界/商界的讨论,点线面俱到,进而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冷漠与腐败,倒不是不人道而是太务实。剧本改编扎实,群戏相得益彰,政府/逃荒两条线均衡适中,既顾及到小细节的感人又拥有大场面的震撼,稍许冯式幽默渗透其中。如果编导能只专注于戏剧,而不是过于展现悲惨,整体性会更上乘。
真心没什么意思。这样类似题材的电影应该是没人能拍得过<活着>了。剪辑混乱。无用人物太多。情绪不到位。
从头演到尾其实就一个字,苦。饥寒交迫的逃荒路还夹杂着日军轰炸,每隔几分钟一段伤感的配乐加死人,无节制的煽情的目的就是你必须得哭。说是天灾,归根到底还是人祸,这层意思其实还是拍出来了。只是委员长那条线太弱,原书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现在却成了鸡肋。幸亏刘震云小说里有很多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