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家

1954年，小津安二郎对弟子今村昌平的剧本《猪肉与军舰》嗤之以鼻：“你为什么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同时代的山田洋次，美学趣味和电影主题介于小津、今村之间，善于呈现人物美好、微妙的情感，但也绝不回避、美化人间的苦难。1977年，平淡、温暖的《幸福的黄手帕》如同一颗巨型催泪弹震撼日本列岛，也让中国观众第一次领略了山田洋次的魅力。

根据第143届直木奖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小小的家》，以女佣多喜的回忆展开故事，多喜对夫人的暧昧情感，引发观众的不同解读。

好在中国2011年就出版了小说《小小的家》，避免了可能的误会。82岁的山田洋次宝刀未老，对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的融汇、人物情感的精准把握，无不得心应手。

多喜主动给少爷和老爷爷按脚，夫人要求按摩的时候，她却非常羞涩、拘谨，表现出一位未经人事的少女与心上人初次亲密接触时的本能反应；夫人回家，正在熨衣物的多喜拔掉熨斗插头才跑去应门，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山田洋次的水准。唯有如此细心的多喜，才会注意到夫人和服背后腰带的花纹与出门时有所不同。想到有人替夫人宽衣解带，多喜心如刀割。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本举国欢庆。多喜的外甥听闻这样的回忆，十分意外：“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东京的商店却在大肆庆祝！”不同时代、不同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知。

1943年日本为了生产武器，将东京银座的143座路灯连根拔掉，电车轨道一并撤走熔化。《小小的家》反战意识强烈，对资源匮乏、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多有讽刺，因金属属于战略物质，玩具公司只能生产木头和纸质玩具。山田洋次曾经觉得小津安二郎的作品非常无聊，“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苦难的痕迹。当时的社会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才是正确的电影主题啊。”

情人从军，夫人想见最后一面，因多喜担心招人物议，遂修书一封约其来家相会。“然而，板仓先生那天没有过来。看着焦急地等到傍晚的夫人，我却什么都没法说。”忆及此处，老年多喜泣不成声，为没有送信，让夫人抱憾终生，还是因为爱上不该爱的人？从日本出发的钢铁得到百倍的回敬，憧憬、歌颂战争的无知和狂热，与多喜魂牵梦绕的爱人一同被战火吞噬。小小的家之悲欢离合，折射出整个日本的幻灭。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影片末尾，在泛黄、怀旧的色调中，白屋红瓦之下，乡下女孩与夫人初相见，受到热情款待。仪态万方的夫人推开楼上的窗户，指点远处的美景，留下多喜记忆深处最美好的一幅画面。

伦理与情感哪个更重要？——观电影《小小的家》有感

有人说这部影片反映了“百合”情结，认为影片主角布宫多喜爱上了平井时子，这应当是误读。影片中的确有百合暧昧，但绝对不是多喜对时子，而是误解了多喜的睦子小姐对时子。要解释这段“误解”得从多喜对“佣人”这个角色的理解开始。

那个时代的日本家庭女佣是一份职业，不可等同奴隶。本片主要故事情节的发展均与多喜对这种职业的功能价值的认识有关。这种“认识”在多喜初次进入女佣这个行当时就形成了，而启蒙老师正是那个她本乡小说家小中老师。小中跟多喜提到过一个叫阿文的女佣，这个女佣曾帮他隐藏过男女私情，所以，他发出了“夫妻和睦靠女佣”的感慨。这一“感慨”影响到了多喜并被她完全接受，也成为她日后女佣生涯的行为指南。时子与板仓正治间的不伦之恋当然会影响到时子的现在家庭，会破坏时子与其丈夫之间的和睦，作为时子的家庭女佣，她在明白就里的情形下就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当她看到时子外出归来，其外衣不是第一次解开时，她非常担心害怕以至哭泣，这被前来拜访的客人、时子夫人非常男性化的朋友睦子小姐所误解，因为在睦子看来，一个女佣哪能因为与已无关的、别人的情事而哭泣？所以她对多喜说：“原来如此，是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啊！”，她的本意是认为多喜“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时子，而在多喜那儿被理解为，时子“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板仓。这种“误解”只有在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睦子那儿才有可能，所以，她对多喜说“你也很痛苦吧，我懂你！”。正因为睦子是站在女同的立场上，所以当她看到时子对多喜发火时说：“真可怜！”显然她在感叹多喜的一片“痴情”得不到回报。

本片虽有二战背景，也有不得美化侵略战争的宣传，但本片真实意图应当是反思当下一个重要主题：伦理与情感或规则与人性哪个更重要。本片结尾留给观众一个问题：“婆婆如此悲伤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痛苦可以让人悲伤，痛苦的解除也可导致哭泣；对于因错误行事而产生的痛苦，终结痛苦的良方便是彻底的忏悔。多喜婆婆写传记显然不是为了宣扬她的丰功伟绩，而是为了忏悔，忏悔那件当时就令她纠结、事后又一直无法释怀的痛苦往事。令多喜当时很纠结的事是：当时子想在板仓赴战场之前私会板仓时，多喜说：“我心中有两个人，一个人说：‘不能让他们见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另一个人说：‘这是最后一次，不管发生什么，都希望他们能见面’，我很犹豫！”其实，两种处理方式都有道理，前一个声音支持伦理和规则，后一个声音支持情感和人性。不要说当年的日本，即使在当下的世界任何国家，是支持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件棘手的事，多喜不会也无需为她哪种处理方式而后悔，令她后悔和痛苦的事是因为战争让时子死亡，有情人再也无法见面，这是因为她擅自扣留时子的信件而导致的。可以想像，当时的多喜应当不会为扣信事有太多的自责，直到她发现时子去世，她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因为她掐灭了时子最后的希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维护伦理和规则的激情应当会减弱，而尊重情感和人性的理智会增强，这就是她为什么一直痛苦的心理根源。（作者：石板栽花，转载请保持文章完整 2015-04-28）

其实原本不想对这部电影写什么东西的，不代表它不好看，只是不知道可以评价点什么。日本的电影总是两极分化相对严重一点，要嘛是把人性的黑暗面诠释的让人发指看到变态的表象已经深入骨髓的病态，要嘛是把人性的温暖发扬的可以融化冰川。好吧，这部片子还稍微“正常”一点，趋于之中吧。
《小小的家》讲述的是一位女佣的半生吧，来自茨城乡下的少女多喜，1930年来到向往的东京做女佣，旁观并感受着风云变幻大时代里的申奥、兵变、战争、食物紧缺、征召令、空袭……许多许多年后，在去世前，终身未嫁的她在表孙荒井健（妻夫木聪 饰）的督促下，写就了回忆东京记忆的个人故事。在郊外平井一家的小红屋，有着老公和孩子的女主人平井登纪子，与作为丈夫下属的年轻人板仓（吉冈秀隆饰）产生了一段“廊桥遗梦”式的、秘密而激烈的婚外情。年轻人出征前的最后一刻，出于某种暗恋的情愫，多喜没有将女主人的书信送到情人之手。平井夫妇葬身美军空袭之下，多喜为这个自作主张的“错误”而抱憾终身。
故事平淡无奇，包含小小家庭的温暖和惬意。或许活在当下的年代，谁都不想重复二战的那个年代。小小的家，就如同在战争这场暴风雨之下的一片树叶，在暴风中摇曳，最终也无法保全自己，最终成为一片记忆。
之所以觉得这部电影好，是这部电影对二战的评价，以及对自己国家日本对二战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正视。能清楚的认清和正确的对待历史，起码这点来讲，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以及演员都是值得说道说道的。或许这也是导演想传达的一种思想，战争是多么的无情和残忍，无论是侵略者或者是被侵略的一方，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美好温暖又惬意的生活是所有人们的憧憬。
                                                        --《小小的家》

《東京小屋》的小屋，是一座精緻的和洋合璧房子，白牆紅瓦，座落小山丘上，在一片低調和式老木屋之間份外醒目。時髦外表下，小房子內部仍以和室為主：三十年代的日本朝氣勃勃，隨時準備迎接新時代來臨，然而傳統父系家庭的秩序還是牢不可破，任時子再時髦美麗，也只能從屬於丈夫與兒子，成為完全居家的、功能性的存在，一如她那保守善妒的親姐姐。

就像 Louise Bourgeois 畫的《女屋》：女人即房子，房子即女人，女人的身體與身份，皆被房子吞噬。

然而相較山上別的房子，至少平井時子還有紅瓦屋頂 — 那是在丈夫所允許範圍內的自我表現，在那個時代，女子的思想感情無處安放，只有紅瓦隱隱透露她心中的祕辛：一種表現的欲望、張揚的衝動。她和板倉初遇即互相吸引，然後是思念與傾慕、終於變成一對幾近不顧後果的偷情男女，若非因戰事中斷，大概早晚要被丈夫發現的；一段祕戀正如紅屋頂所預示，燃燒得轟轟烈烈。

《東京小屋》其實還有另一間小屋 — 老年多紀的小房子。多紀曾是紅屋頂下的一個小女傭，從十九歲起幫忙照料平井一家近十年，如今獨居於簡樸的日式房子，小小客廳中央置一暖桌，老人伏案寫作，甥孫健史在旁吃着多紀做的炸豬排大呼美味，房子裡唯一的色彩來自牆上的畫 — 畫的仍是平井家的美麗小屋，記憶封印在畫框中，可以想像半世紀以來多紀一直過着如此波瀾不驚的小日子。時子與板倉的戀情，是多紀埋藏了六十多年的祕密，通過她在第二間小屋裡書寫的自傳（而其實「自傳」幾乎只記她1936～1945年間在平井家的事），那段動人又驚心的禁忌之戀才為兩個家族的後代所知。

世上有的感情成了面子，有的成了裡子，或者都是時勢使然？昭和時代的情事由多紀娓娓道來，然而她本人的感情由始至終都是隱祕的。她一生未婚，儘管甥孫健史再三追問其情史，她始終三緘其口，在自傳裡也沒作任何描寫。於是我們只能從細節窺看她的感情世界：

— 比如那次多紀替時子按摩腿部，時子捉緊其手稱讚她雙手和暖，鏡頭流連於擱在時子腿上的一雙手，女子之間，溫香軟玉；

— 比如時子承諾替多紀回絕老頭的提親，然後多紀衝口說出願意終身不嫁照顧時子恭一母子；

— 比如板倉將赴戰場前夕，在小屋門前對多紀說：「要是我戰死，那也是為了保護你和時子」多紀傷心道：「你不可以死！」板倉在雨中激動抱她入懷，就像在屋內擁抱時子一樣；

— 再如影片最末，年老的恭一告訴健史，幼時多紀常帶他到海邊玩，板倉也同來，當時小恭一就覺得兩人是很合襯的一對。

時子與多紀，多紀與板倉：她們之間有過的是甚麼，我們永遠說不上來，勉強要說，就只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依存、互相取暖罷，如果硬要分辨是愛情、友情、親情還是主僕情，恐怕就要混濁了。無以名狀的感情，注定要成為裡子，多紀對此徹底失語，不難理解。可是這樣的感情卻只存在於女性和女性化的角色之間，像體格丙級、氣質陰柔的板倉；小孩恭一和輪椅老人恭一；尚未進入社會、還會對姨婆撒嬌的甥孫健史；還有時子與多紀。

平井先生作為陽剛角色的代表，他經驗的男性情誼是圍坐在一起抽煙喝酒，高聲談論戰爭和公司前景，大講有味笑話。他所知道的婚姻，與心靈契合或情感交流無關，那是一種合作關係，男女共同經營一個家庭，有需要時妻子要利用自己的陰性特質為丈夫解決公事上的難題。在男性的世界，一切人倫關係都放在正午的日頭下，穩固明晰連陰影也沒有，妻子、情人、兒子、女傭、上司、下屬，各安其所，絕無流動或猶豫的空間。諷刺的是，平井對於這種人倫關係深信不疑（下屬板倉為了公司的前途必須結婚；妻時子必須盡妻子的責任，代丈夫促成婚事），竟成為直接把妻子推向板倉懷抱的契機。反觀板倉，初次到訪平井家即偷偷向時子等人表示抗拒戰爭的話題，於是得以被陰性國度接納：那裡的空氣常年溫潤，容讓各種不確定的事物悄然滋生，於是才有了故事。

板倉臨上陣前，多紀沒有把信送到他手上，令時子二人錯過了最後一次相會，究竟是為了保護時子與恭一？是因為嫉妒（妒的又是誰）？還是為克盡己任，努力維繫平井家的完整？這筆糊塗帳，大概多紀本人花了數十年也理不清。戰爭結束後，她千方百計從鄉下回去東京，爬上熟悉的山坡，小屋卻早成廢墟，屋後防空洞內，是平井夫婦相擁着的遺體，兒子恭一不知所蹤。電影最令人難過的一幕：健史如常探望多紀姨婆，竟見她伏在案頭慟哭不止，問其原委，她說，我已經活得太久了 — 失去了她所愛的小屋和其中的人，帶着思念、悔恨、還有再也無法彌補的罪孽，孤身再活了六十年，確實是太久太久。一切的精緻華美隨時代與故人逝去，從此她不再讓生命有色彩，她終身不嫁，不讓甥孫女同住照料，不尋找板倉與恭一的下落，她以一生的孤清，償還女主人時子失去的愛。

她只是不知道，她給予過那樣溫厚綿長的感情，其實已是人間最珍貴的禮物，拆散一對戀人的是戰爭，罪孽本就不該由她來承受。多紀沒有結婚成家，但到底得到了健史的愛護和板倉遙遠的思念，身後留下的文字，也把一段動人的愛情傳到後代心中。人生總不能無悔，但能活到這份上，也至少對得起自己最初的模樣吧？

观影前没有看介绍，也不了解原著内容，本心希望找一部温馨文艺电影舒缓，没想到《东京小屋》是这么一部带沧桑、遗憾、反思交融的回忆录。

从开篇健史与多喜婆婆的对话，渐渐了解到这是追忆年轻时的多喜作为帮佣在日本东京中产阶级家庭的所见所闻，起初联想到的会不会是日本版的《桃姐》仅仅记录人物点滴？然而影片非常规的日常以及温柔的节奏让我打消了这一猜想。随着剧情推进，故事的时代背景也在变迁，我们看到了那个历史背景之下的日本人们的生活境况，他们的想法，还有一段不伦之恋与各自的“秘密”。
 
本片精妙之处就是透过一座别致的红色洋屋由小格局投影大世界，多喜更多是充当旁观者。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年代的日本男人也喜欢呼朋唤友，谈论国事，彰显抱负；而女士们倾重维系家庭，关注时尚，向往小资。小屋的男主人总喜欢拿着一份报纸抒发壮志情怀，也是故事引出时代背景的重要手法，更直接触及了日本人的“二战”记忆。

故事提及到：1935年东京申奥，后因爆发战争而中止；1937年日本攻陷南京，在日政府渲染下日本国民过着不可理喻的喜庆日子；但久战不下的僵持局面让军资紧缺，才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逐渐忧心；在爆发太平洋战争前后，成年男子被大批征召到前线“为国效力”；家人们纷纷旗鼓呐喊送行，也心知大多数有去无回的事实。1941年珍珠港事件上报纸；1943年生活物资变成配给制，形式急转直下，因为雇主资金缘故多喜也被迫归乡；1945年5月东京山手地区发生大空袭，红色洋屋被炸毁；同年8月6日与9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被投下原子弹，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状态才结束。板仓正治于1944年随军出征新几内亚（战败），在1946年归国，其后创作了一幅“回忆中的小小的家”油画。本片主旨反映了二战对日本社会乃至家庭的变貌，也许作为侵略国却以受害者角度描绘国民之伤未必客观，但当战争的枪声响起，无论加害方或受害方，当下生活的人们都会不得到真正的幸福。

影片中关于那段分不清界线的模糊爱情也是一大亮点，女主人时子、社员板仓正治、帮佣多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情，尤其时子与多喜，从中我也分不清到底是主仆的友谊？还是深藏的爱慕？所以我个人很喜欢故事的后半段的结尾，最终多喜没有将信交出默默保存了大半个世纪，板仓先生也决意孤身终老，时子与他的丈夫在空袭中相拥而亡，或许这已经是最幸福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