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林2020

将登月和对居所、家园的探索与重塑相对照，也是巧思。越是孤单的人，越是会将目光投向遥远苍穹的一轮皎月。被母亲抛下后，无以为家的尤里在行将爆破拆毁的加加林社区中建造了自己的太空舱和独一无二的宇宙，绿植郁郁葱葱，星图光怪陆离，面包却早已过期，极致而残酷的浪漫。 片子前半部节奏松散，情节细碎，中段渐入佳境。视频片段和建造过程穿插出现，预示尤里「登月」之旅的开始。本片不少运镜都颇有叙事性，比如仰拍加加林社区天花板再扫到天空的月亮，比如依次扫过仰躺着的达利、戴安娜、尤里，达利看向戴安娜，戴安娜又看向尤里，隐喻三个人的关系。 我很喜欢尤里砸墙、穿过一个又一个已搬离邻居的家、阅读和收集他们的生活痕迹——尤里的宇宙源自加加林社区每一个人，和尤里和戴安娜深夜用红色灯互传摩斯电码这两个情节。也很喜欢尤里在切断电线后失重漂浮的设计，他「保住」了这栋楼，他在里面遨游。那一刻，加加林社区是属于尤里的。

加加林社区不只是10幢大楼，还是无数人的生命记忆，以至于会有那么多人带着花来看它被爆破，像参加一场葬礼。难怪片末小男孩说「加加林社区是大楼，但说起它时我会把它当作一个人。」以后看到爆破旧楼场面，或许除了摧毁与重建，我还会想象每一个窗子里曾经的袅袅炊烟，每一栋楼曾经的万家灯火，那些家庭，那些故事，那些人。

要爆破了。“十，九，八，七……”电影进行到第90分钟，巴黎加加林社区的旧日居民们抬头望着那幢T形结构13层砖红色大楼，倒数到一，工程师按下爆破键；这时，仍在加加林大楼内的黑人男孩尤里也按下他的自制系统。接着，他进入失重状态，四肢舒展，身体后仰，在被他布置成太空舱一样的屋内慢慢悬浮，像老资料片里的宇航员那样飞向太空。

影片《加加林》（2020）开头是一段发生在1963年的黑白影像资料：巴黎市郊民众聚集在法国左翼党派于塞纳河畔建立的新社区加加林，热烈欢迎来参加社区落成典礼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这栋耗时约两年建成的建筑有私人浴室、电梯、宽敞的厨房，象征着当时法国共产主义的活力，是一个有生机的乌托邦。20世纪后半叶起，加加林容留了大量经济条件不佳的外来移民，并成为左翼党派一个坚实的选民据点。但五十年多后，社区与其发起的政权都已衰落，由于电梯损坏、水电设施过时、地基下陷、卫生状况糟糕等问题，法国政府宣布拆除加加林，原地建生态区。这是电影的发生背景。那是2019年，片中三百多户贫困者长居这栋大楼。

16岁的男孩尤里——他的名字就取自首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生长在单亲家庭，被隔壁的邻居照看长大，痴迷于太空旅行，对加加林社区有深厚感情，一心抵抗拆除计划，拉着朋友侯萨姆、住在附近的罗姆人女孩戴安娜一起四处搜寻二手材料，试图通过修复老化系统的方式拯救社区，然而除他以外，老邻居们对此兴趣缺缺。政府派人检查，认定加加林的楼体合格率只有85%。

“为什么不合格呢？”尤里和政府人员争执。就在这时，烟雾警报响起，人群赶忙四散逃开，一片混乱，尤里的疑问不再需要得到回应。随着剧情进展，我们得知，警报就是他朋友侯萨姆的父亲拉响的，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离开已老旧的家，改善不富有的生活。

加加林的拆除工程持续了16个月，引起许多国际媒体的报道关注。《纽约时报》一则新闻中，大量加加林居民在起重机动工的那个周六聚集在一块儿，观看红砖的撕裂、倒下。一位住龄超过十年女士形容，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认识彼此的大家庭，加加林的拆除“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加加林社区过去常作为背景版出现在灰暗的现实主义题材影像中，以高贫困率、犯罪多发、毒品交易著称。新闻报道中的当地居民形容“这里死路一条，没有未来”。但《加加林》不这样。这部电影是范妮·利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两位新导演2014年同名短片的延伸，可以说是一部套在个体航天梦外壳里试图留住消散社区记忆的作品，于去年夏天获得戛纳电影节新长片导演作品提名。导演们用该片重构了加加林天真的浪漫和诗意：1963年，这里代表了一个党派的荣光。2019年，这里成为一个少年守护的梦想。

大楼逐渐清空，人们骂骂咧咧地撤离，断水断电断暖气，整栋楼除了尤里和与他恋爱的戴安娜，只有一个来蹭住的贩毒小伙。被妈妈抛弃的尤里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任务，将这栋建筑改造为飞船。根据宇航员在YouTube网站的教程，他在自己的公寓中搭建大棚，铲土、种植农作物，放置滤水器，设置紫外线照明，制造尽力逼真的太空舱。电影的后半程由现实向奇幻过渡，加加林社区成为了主角本身，宽屏构图下，影片以出色的视觉效果展示了尤里的超现实乌托邦：公寓楼像是航天器，下雪的屋顶如月地表面，本来充斥着碎瓦杂物、尘土飞杨的大楼内部变得光亮清洁。

爆破将近，尤里控制大楼灯光系统，发出代表“S-O-S”的摩斯码，然后在轰鸣声中，他像宇航员一样掠过灰色的楼梯井，飞出大楼；在橘色太空服的包裹下， 弹出加加林社区，飞向太空。接着，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仰角镜头，加加林社区整个地腾在空中，被拯救于炸毁的命运，如宇宙飞船将要回到母仓。

"We are neighbours with the moon."

（本文首发公众号：OneSec映画，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加加林》（Gagarine，2020）讲述的是青年Youri与加加林社区的故事。当见证他成长的社区即将被拆毁，尤里将楼房改造成太空舱，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作出无声的抵抗，与他的家园告别。这部由法国导演范妮·利塔德（Fanny Liatard）和杰里米·特鲁伊（Jérémy Trouilh）共同执导的电影前身是一部于2015年拍摄的同名短片，在经过故事的重塑与延伸后，长片《加加林》亮相于2020年戛纳电影节。

故事中的加加林社区（Cité Gagarine）是真实存在的。当两位导演偶遇这栋以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e）命名的红色建筑时，一个关于青年、家园与幻想的故事就此诞生。1963年，法国共产党在巴黎郊区修建加加林社区，加加林本人抵达塞纳河畔纳伊参与住房项目的落成典礼，这一幕历史镜头构成了电影的开头。随着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式微，这个收纳了四百户工人阶级家庭与外来移民的社区也走向了衰落。2019年，加加林社区被拆除。

《加加林》：于寻常与梦幻之间

伫立在红色灯光下的青年身着宇航服，凝视前方。画面开始旋转，青年的眼神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一幕让人想到影史上著名的科幻之作《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同样的红色、同样的缓慢旋转，《加加林》在最开始便以致敬经典的方式将科幻色彩传达给观众。然而就像从梦中惊醒，这塞满画面的红色突然消失不见，随后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幅社区生活的寻常景象：在一个略显拥挤的社区中，Youri带领他的伙伴正四处奔走。

《加加林》（Gagarine, 2020）

《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如同加加林踏入太空第一次将人类与宇宙连接起来，导演为主人公“Youri（Yuri同音）”与“加加林”社区也建立了超越文本的联系。Youri视加加林为自己的偶像，对偶像的崇拜与敬意在他的生活中转化为对社区正常运作的维系。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他不知疲倦地自发维护社区的生活设施，填补家园暴露在外的伤口，这是他向个人榜样看齐的尝试，也是对这栋红砖建筑所承载的集体记忆的挽救。

电影的后半段逐步揭开了这则现代寓言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面纱，将青年关于科幻的遐想置于日常生活中，也投射于面临拆除的加加林社区。Youri的个人力量无法与一纸条令下达的权力相抗衡，社区内固有的邻里生态突然被打破。当邻居们纷纷搬离社区大楼，只剩下无处可去的Youri和毒贩Dali，Youri击碎墙壁，将整层楼改造成太空舱，并在建筑内部创建了一套自有的生态系统。

Youri和滞留在大楼的同伴伴随着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的雷鬼乐在他的太空园艺实验旁舞蹈，现实与梦幻的边界在重建的空间中变得模糊起来。片头出现的廉价星球吊饰被悬挂在太空舱内，作为一个线索，和太空舱内的其他事物共同编织起一副保护的躯壳，将Youri和建筑外逐渐崩塌的现实隔绝开来。即将消失的真实家园被新筑的精神家园替代，Youri在对现实的逃避中找到理想的去处，继续诉说他的太空英雄梦想。

个人理想、集体命运与浩渺的银河宇宙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总是被关联在一起，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科幻电影始终围绕着对宇宙的探索与人类命运的思考展开，或带着对星际殖民的遐想，或因为遭遇领土危机而开启的向外探寻，早期的科幻电影总是带着具有侵略意味的野心，把视野放在更广阔的区域，积极建构一种宏观叙事。

而今日具有科幻色彩的作品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声音，将早前宏大叙事中的追问私人化。《加加林》就是这样在科幻元素的穿插中进行内敛的情感表达，将青年的爱、理想与归属具化为与同伴、偶像和社区的动态关系，并以充满诗意的视觉语言呈现，建立起虚拟与现实的平衡。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基于现实的浪漫科幻小品。导演在处理虚实边界的同时，还将观众的视线引向了更深处。

“星辰市郊”：对边缘社群的关注

（从左至右：Houssam, Diana & Youri）

《加加林》从类型上划分可被归为“市郊电影”（films du banlieue），这也是法国新兴的一种电影类型，指的是关于郊区或者是以郊区为背景的电影。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导演通过宇宙中的“星辰市郊”（celestial suburb）概念巧妙地表达对于“边缘”的看法。这里的“边缘”既指加加林社区，也指广义上的边缘人群。

图源：NASA

首先，什么是“星辰市郊”（celestial suburb）？根据NASA给出的官方解释，宇宙中的星系都以或大或小的共同体形式存在。稠密的星系群落称为星系团（cluster）。就像地球上的城市一样，这些星系团分散在宇宙各处，并由被称为细丝（filaments）的高速公路网络连接在一起。较小的星系群落散布在细丝上，这些就是“星辰市郊”。“星辰市郊”这一概念在影片中由主人公Youri提出，Youri在塔吊里和Diana俯视黑夜中的加加林，对她说：“我们就像是星辰市郊，虽然是位于边缘的星星，但也依然在发着光。” 居住在加加林社区的大部分是外来移民与工人阶级家庭，生活较为贫困。影片中着重刻画了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加加林居民：非洲裔男孩Youri（父亲缺位，母亲抛弃了他组建新家庭）、吉普赛女孩Diana、拉丁裔男孩Houssam、毒贩Dali（有自杀倾向）与难民Fari（类似Youri的母亲）。可以说《加加林》是多彩的，融合了不同种族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聚集到加加林社区，这里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也是理想中的社区乌托邦。在影片中，真善美凝聚于这个理想的社区，邻里之间相互熟识，互帮互助，既会聚集在一起看日食，也会一起努力拯救社区。在这里，像Youri一样的年轻人会为自己是加加林社区的一员感到自豪，被迫搬迁的老年人会愤然表示“你们可以夺走我的家园，但不能夺走我的信箱”，最后建筑爆破时居民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见证这一时刻……

导演在和社区居民的聊天中发现，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于是决定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梦想家，也就是Youri——加加林社区的精神象征。“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We are allin the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即使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崩塌，也要抬头看看高耸的人类成就和宇宙文明。

在影片中，加加林社区也是社会的缩影，导演借影片结尾Youri的sos求救信号呼吁社会关注边缘人群。相较于刻意地突出种族问题以达到“政治正确”的目的，影片除了在演员的选角上有所体现，更多的是通过对“语言”这一话题的处理微妙地进行暗示。Diana指出歧视的根源来自于语言的不同，因为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造成了对异族人的歧视。从而引出全文最重要的线索——摩斯电码。在Diana看来，它是可以消除歧视的全人类通用语言。在全片最重要的几个环节，如男女主感情的升温与Youri最后的sos求救信号，都使用了摩斯电码。

“上升”与“坠入”：从《温蒂妮》到《加加林》的浪漫逃避主义

《温蒂妮》（Undine, 2020）设定在当下的柏林，讲述了现代版水精灵温蒂妮为了抵抗注定要杀死背叛自己的男人回归水中的诅咒，与命运抗争的爱情悲歌。不论是《加加林》或是《温蒂妮》，导演似乎都在寻找一种超越语言的表达方式，向观众传达不可言喻的暗号与秘密。就像是《加加林》中的摩斯电码，既是Youri和Diana的爱情密语，也是最后Youri向世界发出的sos求救信号，或者是《温蒂妮》中鱼缸坠落的瞬间，温蒂妮与潜水员陷入爱河，潘多拉魔盒开启，最后温蒂妮坠入水中。这些与观众分享秘密的瞬间，都是导演精心设计的线索。

同时，两部影片都以个人视角切入，探讨了当下欧洲城市规划改建背后的暗流涌动。主人公Youri用生命保护的加加林社区是二战后法国共产党建造的乌托邦式住房项目，借此寄予对未来的希望，是城市建筑迈向现代化的一大步。然而，伴随着经济的疲软与政治势力的衰退，建筑本身的功能无法满足当下的生活需求，曾经的理想家园现如今也只能沦落至被拆迁的尴尬境地。加加林社区的例子只是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微观缩影。在《温蒂妮》中，温蒂妮城市发展局讲解员的身份引领观众通过地图上的模型了解柏林城市发展的宏观图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得这个被柏林墙分割的城市再次连为一体，伴随着资本的扩张，柏林这座城市变成了新老建筑的杂糅，对现代生活的焦虑与不满使得人们开始怀念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乌托邦式社区生活。

《加加林》和《温蒂妮》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欧洲城市拆迁牵引出的后现代焦虑，但绝非止步于将问题暴露在观众面前，而是通过电影回应：当建筑实体的消失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留住它？这些建筑实体与城市空间，是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第一手史料。在建筑消失之后，建筑的生命依然在延续，居住在加加林社区的人与他们的个人记忆（personal memory）构成了全新意义上的“加加林”。正如导演所说，“我们想要捕捉建筑的生命最后时刻，同时想在废墟之上使建筑重新焕发生机。”（We want to capture the last moments of life that remain, to recreate life when the city is already in destruction.）

通常而言，纪录片是记录逝去的城市空间与收集口述资料的最佳形式，《加加林》的两位导演却选择另辟蹊径，以剧情片的形式展开，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大篇幅的现实刻画（如社区历史影像）中，穿插超现实的魔幻剧情，利用宇宙的延展性实现时空的堆叠，使观众迷失其中。

在影片的结尾，相比于中规中矩呈现爆破的镜头，导演通过太空反重力作用让建筑像火箭一样升空，不禁让人联想到《温蒂妮》中女主角最后摆脱城市生活，坠入深海成为精灵的超现实结尾。如果说《温蒂妮》把中世纪的水精灵神话引入当下陷入僵局的生活，《加加林》则是选择仰望星空文明，运用太空科幻元素将加加林社区改造成宇宙飞船，最后升空与月亮为邻。

结尾大胆却又浪漫的想象看似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逃避，其实是对于现代化城市改建的积极回应。既然建筑的更新换代不可避免，作为电影人依然可以以影像的形式让世人铭记这些承载历史的建筑。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尾既是对老建筑的致敬，也赋予了这些冷冰冰的建筑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在影片最后，当导演展现了社区拆迁的真实场景时，伴随着画面逐渐变窄，观众能感觉到建筑仿佛拥有了生命，像人一样闭上了眼睛。也许在很多年以后再有人问起加加林社区的时候，观众可能已经记不得真实的拆迁画面，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热爱太空的Youri和他的加加林“宇宙飞船”……

我们如何判断一部电影是当代的？

有些观众可能会注意到，一部片子你只要看到画面，你就感觉它不是现在拍的，可能已经有了很多年了，因为它的画面质量不是很清晰，质感不是很好，还有它的字幕，音乐，说话和表演方式很夸张，都很有年代感了，这一定是老片子。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为了达到年代感，故意做旧的，不管是服化道、摄美录，都可以复制出十几年、几十年前的电影感。但，有两个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一个是电影的美学，另一个是故事的当代性。对于社会问题的映射。

电影的美学，跟很多事情相关。首先是当下这个时代，观影的节奏，特别是现在短视频流行，你让一个观众看老电影，根本看不下去，因为节奏太慢了；还有电影内容的趣味性，以前电影里面冲出一辆火车，都能吓到一片人，现在就算是地球爆炸，我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那面对观众，一个看的越来越多，也越难对于事物产生惊讶的时候，怎么才能吸引他们，这就是头等大事了。怎么样搭配色彩，怎么让音乐带来情绪，怎么让一个普通的事情产生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怎么让远在天涯、甚至没有见过的事情，却产生共鸣，好像似曾相识，流泪满面，这些都在考验创作者的艺术手段。

而另外一个故事的当代性，它的价值性，我们能够从故事中看到它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思考和表达，或者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映射，可能没有直接讲这个事情，但我们都明白，它内在的含义。比如本片，明明讲的是拆迁一栋大楼，而住在其中的一个小孩，却在极力的挽救它，并在里面，建出了一个小宇宙，里面有各种花草树木的培养，还有点点斑驳的光线，好像真的到达了太空，而恰好这个大楼的名字叫“加加林”，人类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宇航员。那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呼吁我们大家，对于地球的保护，地球现在遭到了破坏，环境问题，让它岌岌可危，但它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在这里生存繁衍了那么久，这里有我们最宝贵的记忆和最深的情感。它的当代性在于，它对于社会最大的问题，环保的关切。

回想一下电影风格的变化，十年前，我们还在看忧伤的青春电影，回归校园的纯洁爱情；二十年前，我们在看大场面的武侠电影，渴望成为英雄，仗剑走天涯；三十年前，我们在看香港黑帮电影，为不平之事愤怒，为兄弟义气热血沸腾。为什么有的电影故事，现在已经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关注的问题，已经在当下解决了，或者时代已经改变，我们的观念也变成了，觉得做那样的事情不合常理。（当然，有的电影依旧经典，因为它在关注那个时代，也在关注永恒的人性。）

这就是我想说的，电影的当代性，它要关注我们当下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比如，经济的发展和停滞，带来的失业问题；比如智能化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带来的影响；比如种族问题，不仅仅是国家之内的歧视，更带来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再比如全球化对于地区文化的重新调整和塑造，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有疫情，城市化带来的心理健康，水污染，弱势群体的保护，法治建设……这个单子可以列举很多，当我们的艺术灵感枯竭的时候，我们睁开眼，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去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每一个问题都值得去书写和关切。

我一直记得学生时代，每次在校内的电影节上看的外国学生电影和中国学生电影，很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学生电影都关注的是宏观的、当代的问题，比如战争、种族歧视、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我们的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家庭、爱情、成长的问题，先不要说故事情节好不好看，就其关注点来说，我们好像是小孩，而别人更像是有责任、有道德、有眼界的成年人。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拆迁社区的故事，有一个男孩，一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居住在那栋叫加加林的大楼里。

说实话，因为人生经历中并没有和拆迁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对于那位叫尤里的男孩关于这栋大楼的感情并没有非常理解，更多的是对其母亲不把他带走这件事有所困惑。所以前半段很长的一段故事里，我都看得蛮费力的。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确实让我惊艳到了。

故事的结尾定格在了大楼爆炸的那一个夜晚，所有曾经住在这栋大楼或者说这个社区里的居民，都簇拥在底下见证这一个时刻，与他们的过去告别。他们纷纷举起手里的手机，打开闪光灯，那一幕仿佛就是尤里所想象过的那一片星河。当燃爆队按下爆炸的开关，那种失重感通过尤里在太空游走的形式呈现出来，让人不由得为尤里接下来的生死而感到揪心，并且揣测下1秒这个故事的走向。这时，整个故事最精彩的一幕来了，这栋大楼的顶层，一整排开始闪烁出整齐的光芒。那片光芒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SOS，也是那一刻，他的伙伴们明白尤里还在这栋楼里，而尤里呢，仿佛也实现了他那个环游太空的梦，这栋大楼就是他的宇宙飞船。

喜欢这个浪漫的梦幻结局，人生苦涩，总得做梦。

不论是声称自己代表了真实的纪录片还是本就基于虚构的剧情片，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必然带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假借那台不在场的摄像机来进行观看。在观看的过程中，摄像机代替了眼睛，引领我们进入影像的虚构现实，正是在这里真实和虚构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断裂，将观众存在的现实与影像空间置于一种真与伪的二元对立当中，这也使得在影像中创造一种交互性的双重文本得以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电影人们就敏锐地发现了依据这种对立进行创作的可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涅斯·瓦尔达那部著名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影片叙述了在两个小时中著名歌星克莱奥在巴黎游荡的故事。为人称道的是，整部影片的时长与影片叙述的时间几乎等长。而在影片中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似乎要比我们所认知到的“两个小时”还要长得多。根据瓦尔达所说，她正是利用了影像的“主观时间”和观众的“客观时间”的断裂，并且隐秘地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从而构造了这部片的两重文本。而从头至尾两重文本平行的运作，给观众切入主人公内心的同时制造了一种别样的疏离感，与克莱奥在被预言将死时个人与外部世界隔膜的状态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而2020年入选戛纳新长片名单的、由范妮·莉娅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两位导演共同的长篇处女作《加加林》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断裂，以构建双重文本的形式对科幻片这一类型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解构。

在开头关于尤里加加林的纪录影像过后，影片直接用一段迷幻的电子合成器氛围音乐和夹杂着电流的模糊人声将观众带进影像的空间。当观众期待着影片里出现那些具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未来景观时，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却是司空见惯的混凝土建筑，只不过导演选取了几个非常有趣的机位，只将整个建筑最具有设计感和未来感的部分呈现在大屏幕上，仿佛人为地故意制造一种身处太空的假象。

而在接下来进入到叙事当中，导演们仍然不厌其烦地制造着这种假象。他们在电影里选用了大量本应在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电子ambient音乐，观众很难不回忆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科幻电影中的配乐：《星际穿越》、《地心引力》还有《星际探索》。而在后来主人公尤里的个人行动中，这种刻意的假象制造变本加厉。在尤里测试楼道的灯的场景中，尤里打开手电筒的那一瞬间，观众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地的垃圾。这提供了一种联想：仿佛背着包的尤里来到了一个无人之境正在探索，就像《普罗米修斯》一类的太空惊悚片里来到未知之地的人类小心翼翼地探索一个陌生的空间。而尤里打开天窗的时候天窗缓慢的运动和带有一点气声的声效就像是宇宙空间里宇航员打开飞船的舱门。以及尤里在电梯井里维修电梯的时候，两位导演用仰角镜头将电梯拍出了发射井的效果，而耳边不断传来的电流声更加强了这种幻觉。甚至在后面的剧情中连卷帘门升起的情状都像极了太空中机械运动的缓慢姿态。在这部影片中，这样模仿传统科幻片的桥段数不胜数，仿佛两位导演在持之以恒地告诉观众，你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科幻片。

从创作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对立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异样的摹仿。自古希腊时期开始，摹仿就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学原则被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区别于表现说，摹仿说认为艺术根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强调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生活本来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大多数以摹仿的方式创作的影像中，现实和影像总是一致地运作，影像通过一种宣称自己的真实性（与现实的一致性）的方式隐瞒了现实与影像断裂的事实。而两重文本的创作者则是通过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以此来创建一对异质的文本。

我们不难发现《加加林》完全是依据摹仿说的原则来创作的一部影片，它始终在通过摹仿刻意地唤醒我们对于现实的某种记忆。但问题随之而来：它究竟在摹仿什么？

当然，它不会是在摹仿现实意义上的太空生活。因为太空生活对于大多数人完全是虚构的。摹仿论的原则规定了它不能摹仿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可被摹仿的“太空生活”？

答案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科幻片。从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开始，也许还要更早，科幻片就在持续地构建我们整个人类集体对于太空生活的想象。在漫长的塑造中，人类逐渐对于太空生活产生了一些被反复确认的观念，这些观念共同构成了我们脑海中的“太空生活”，构成了一种“观念性的现实”，一种“非现实的现实”。而《加加林》正是在摹仿这种虚构的“太空生活”的同时，以一种虚构的日常的姿态对存在于我们整个观众群体脑海中的观念现实发起了挑战。

我们完全可以把《加加林》虚构成一个软科幻故事：一个星球因为资源的枯竭被废弃，因此所有人都一个个被迫离开那里，而尤里是留守者，他最后一个离开。但没有人知道他还没有离开，在最后星球要被完全废弃前，他发出信号，最终获救。这个文本正是在观众的脑海中潜在运行着的文本，正是观众被导演鼓动，在心中期待着的片中片。

导演通过一种对传统科幻片桥段的怪异移植反复提醒着观众“断裂”的存在，有一对异质的文本产生了。而循着导演的引导，观众可以惊奇地发现，原来在他们的期待中运行的科幻片和影像里进行的现实主义剧情片其实是一个东西。他们进而意识到，原来“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几乎是完全同质的。日常就是一种奇观。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前，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甚至是社区间流浪了。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

而两个导演甚至还不满足于此。在影片结尾的地方，主人公尤里在生病产生的幻觉中，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在这里，观众和影像之间又产生了颠倒。影像呈现出的“真”太空生活在观众的理解里反而成为了“伪”的病理幻觉。两位导演似乎不仅渴望表明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二者的同一性，他们还希望表达二者之间甚至还有一种可转化性。在日常是一种奇观的同时，奇观也被认为是一种日常。它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含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两位导演高明地以一个现实主义的文本达成了对传统科幻片的彻底颠覆与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