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自2017年出版以来，就引发了韩国社会对该作品的不断争议。一方面，它有着极大的社会正影响力，作者赵南柱凭借该作品获得了韩国“今日作家奖”；以韩国总统文在寅为代表的韩国各界人士都纷纷推荐，呼吁整个社会更多地支持女性。

另一方面，大部分韩国男性对于这本书一直有着非常极端的负评价，痛斥其内容无病呻吟，无故指责男性。而在同名改编电影问世之后，关于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讨论更是甚嚣尘上，久久不散。

向来被很多观众感叹“什么都敢拍”的韩国电影，居然在电影主题上出现了两极化的争议，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部作品讲出了韩国社会轻视甚至漠视女性的现实，对韩国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智英”们的故事

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是非常典型的韩国女性。她有一个极为普遍的模版人生，受了教育，找到了工作，后来为了相夫教子而辞职，成为了全职主妇。

但在她的成长的任何年龄段，都会发生一些只有女性才会遇到的困难：家中的任何资源总是让给弟弟多一些；被陌生男性骚扰，父亲却斥责她在太远的地方上课外班；大学社团因为女生少，男生便总是格外殷勤，但从没有女生在社里身兼要职；

女应届生难以找到工作，因为公司顾虑她们结婚生子之后便会辞职，就算被聘用也要提防被放任的职场性骚扰；婚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妻子就必须放弃工作照顾家庭，如果生了女孩还要看婆婆的脸色，而这些经历金智英的妈妈也有……

乍一看，小说缺乏文学性，而且故事琐碎，鸡毛蒜皮的细节各种堆砌，把金智英的人生写成了流水账。然而，正是这如同流水账一般的人生，却是众多韩国女性的缩影。她们的少女时代过着被兄弟比下去的人生，长大了过着以丈夫、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女性想要为了自己而活，像男性一样打拼、工作、养家，是一件出格的事。

种种两性差别对待，形成了人人遵循的社会规律。这些差别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而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社会规律本身便已经从女性的手中拿走了资源和个人发展的自由，然而她们还要被以男性和家庭为主的社会关系所禁锢，是否有人关心过她们会不会窒息？

就算是婚配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女性，也难以争取与之能力相符的资源和成就。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可以逃离这种社会现状。

依仗性别产生的压制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不像人们可以用敬语的使用、职场的规则来证明等级制度存在，无处不在的男尊女卑缺乏有力证据。女性被看重的身份是姐妹、妻子、母亲，服务兄弟、丈夫、子女是她们的天职。所以，究竟是哪里欺压女性了呢？她们不只是在做份内的事吗？

“金智英”的社会意义

打破“女性天职”这一观念正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立意，因为金智英的遭遇有力地挑战了那些本是理所当然的看法：被骚扰了不应该再被指责，而是应该被保护，得到安慰和支持；竞争岗位时，不该因为未来会生子而被拒绝录用，反而应该去鼓励男性职员回家尽抚养义务；怀孕期间坚持工作应该得到支持，对育龄女性所受的痛苦应该怀有更多善意与体贴；女人对家庭的付出应该给予更多肯定……对于女性的漠视、不公、甚至是鄙夷的约定俗成，这些观念应该被修正和抛弃。

因此这部作品一石激起千层浪，如踢铁板一样震动了韩国社会。男权主义下的社会秩序被挑战了，女性决定放弃忍耐、争取平等，而男性不再能够堂而皇之地高高在上了，这令男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感到震怒和惊恐。

他们认为，如果女性不能够安分守己地待在她们所处的次等阶级，还试图与男性平起平坐，就是蓄意挑起矛盾，女性只有不争不抢，臣服于男性，韩国社会才能稳定。

韩国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图片来源：@侯虹斌 @黑光乍泄

从前的韩国电影以犀利大胆著称。但这几年，商业片模式日渐僵化，对现实问题的反复讨论越来越流于表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主题上的拓荒。

而《82年生的金智英》是近年来出其不意戳到韩国社会痛点的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很有普世性，只是苦于无人问津。金智英的遭遇，大多数韩国女性都有过，她甚至还算幸运，曾经找到过工作，也有一个愿意主动分担家庭义务的丈夫。可他该做的明明还绰绰有余，就已经能算得上是非常体谅妻子、顾念家庭的丈夫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文艺作品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发掘出前人没有讨论过的话题，无论是对于文学影视的发展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无疑都有着巨大的推动意义。

日本著名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的入学致辞中说：女权主义（Feminism）绝不是想要女性变得像男性那样，也不是弱者想变成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寻求的是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被尊重的思想。

而《82年生的金智英》呼吁的正是这一点：要看见女性正在遭受的躲不掉的艰难，关心她们，支持她们，帮助她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着与该做的完全相反的事。

“金智英”的未来会好吗？

社会意义巨大的作品，在问世之时总是难免波折：因为在粉丝见面会上透露她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女团成员裴珠泫（Irene）被粉丝抵制和威胁；女团“少女时代”的成员秀英因为推荐了这本书被网络暴力围攻；在《82年生的金智英》公布了主演为郑有美与孔刘之后，两人都被粉丝恳求别参演，同样也遭遇了谩骂与攻击。

裴珠泫（Irene）的照片被粉丝剪碎焚烧（图片来自网络）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韩国社会，一旦有人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就会遭到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所以，《82年生的金智英》的问世来之不易。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小说会火，是因为韩国的文艺作品从未有过强调性别平等的语境。

批评的出现，更意味着这个故事被讲述的必要性与时代性。韩国的女人，被男性欺压的女人，她们早已需要这样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是演员郑有美与孔刘继继八年前的《熔炉》之后的再度合作。《熔炉》根据光州听障学校教职性侵残障未成年人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上映后引发剧烈讨论，推动了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熔炉法）的修订，是真正改变国家的作品。

珠玉在前，可以看出两位演员仍有意带来一部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但这一次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熔炉》

除了原作本身为他们二人带来的嘘声，还有因为虚构故事的限制，使得这部新作很难像《熔炉》那样，依靠着现实案件揪出社会毒瘤，通过立法来改变社会。“金智英”们的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只能通过扭转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才能实现，而这很难通过一部电影来达成。

能够继续做的，是鼓励更多像《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的作品被写出来，被拍出来，被广为人知。

只要在韩国依然有公众人物因为支持这部作品而被谩骂和攻击，依然有人因为相信女性的力量而被羞辱和威胁，依然有女性选择放弃生育而被唾弃和责备，这个故事就需要被不断地讲述，被更多的人聆听。

当大量对于女性的恶意一拥而上，难免会淹没那些女性鼓足勇气才发出的声音。唯有不断发声，让更多的女性被听见、被看到，金智英的遭遇才有可能不再重演。

作者| 蓝詹；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意义大于剧作与技术的电影，故事从展现来看显得颇为温吞，而无论是拍摄与剪辑都有些平淡，说得严重一点，像是流水账。但基于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电影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女主角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是照看女儿与打理家务，在结婚之前也拥有着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上学，毕业，工作，恋爱。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不知怎么的，金智英女士患上了奇怪的病症，她会莫名其妙的变成其他人，以其他人的口吻说话，比如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妈妈、丈夫死去的朋友……丈夫虽然非常担心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在家人面前维护她，并且同意她重新进入职场。

如此看来，金智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在职场打拼，有可爱的女儿，体贴的丈夫，有维护她的家人，但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觉得她很幸运。 金智英像一根针一样，牵引着观众的视线，游走于过往回忆与当前现实，游走于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同时展现陈旧的观念与女性的生存状况。 而这些观念和状况包括： 老一辈的家长与亲戚对男孩有明显偏爱；过去的女性总会被剥夺上学读书的机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应当的需要承担家务；女性工作能力再强也不如把孩子和家庭照顾好；带孩子出门的全职主妇则有可能被视为“妈虫”；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不够注意；某些男性会偷拍女性并将照片上传分享……

但电影的总体气质是温和平静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态度，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是反差。 女性给了电影高分，男性则给出了超低分，更有激进者请愿青瓦台，希望禁止本片上映。结合韩国娱乐圈的几起丑闻，由此可以猜想韩国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拥有名气、财富、地位的女性尚且如此，普通女性可想而知。 电影中实际上对男性已经有所美化。 孔刘所扮演的金智英丈夫，不仅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甚至觉得金智英患上怪病是因为和自己结婚的关系，这是足以打动观众的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不太正确，但对女儿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接女儿放学时急促地叫女儿的名字，对她找到工作感到开心，打电话买药，这几个镜头都是极具温情的时刻。金智英的弟弟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倒也没有变得令人厌恶，知道姐姐患病后，带上了礼物和零食去探望。 私以为电影是给出了暗示的，亲密关系和亲情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但严苛一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来的复杂得多，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金智英幸运的原因，因为她的身边几乎不会有特别蛮横不讲理的男性，几位男性并不排斥更加关注女性。 电影明示的部分是，两个喝咖啡片段的对比。第一个，金智英在公园喝咖啡带孩子，被不远处的男性非议；第二个，在购买咖啡时被无礼的男性指为“妈虫”。第一次金智英默默走开，第二次金智英上前据理力争。

两个桥段的对比，终于让人觉得看到了一些戏剧性和态度，想要获得一些进步，总归是要靠自身去争取一下，不能指望别人有所觉悟。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人“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并且，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这本该是一场快慰人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却让受害人伊藤诗织足足等待了4年之久，而日本法律体系本身便存在着对性犯罪的严重忽视，在过去，日本强奸案的最低判刑仅仅是3年。伊藤诗织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黑箱》一书，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为女性所受到的恶劣待遇而抗争的标志性人物。 反抗永远来自于压迫，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倡导女权主义，都不是为了制造男女之间的对立。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对解放女性有所帮助，同时也有益于男性。 基于漫长的历史，女性真正的敌人是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甚至我认为，无论男女，只要你活在新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新时代的人，想要更多的自由以及美好，你就应该视陈旧的错误的观念为敌。 电影中的金智英觉得自己被困于囚笼之中，真正捆绑着她的并非是房子、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长期捆绑于女性之上的腐朽观念。而精神病则是一种类似于科幻手法的消解手段，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女性予以安慰。

某些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既定成型便很难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根深蒂固，事实上，所有的人，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错误、陈旧、腐朽观念的囚徒。 -END-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就赶紧治病去吧！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还是影像的倒退？

作为生在一个标准的东亚家庭的女孩，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面对不平等的待遇，要像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面对数码产品一样习以为常，好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是天地自然一样。

金智英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亚洲家庭长大的女孩，她小的时候站在广阔世界地图面前，选择长大要去美国。可是当她长大之后，她站在自己家里的阳台窗户面前，眼前永远只有一条只开了一间杂货铺的单行线。

金智英的人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她家庭稳定，成绩优异，毕业进入大公司工作，按部就班嫁了个疼爱她的老公，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婚后不用工作，只需要“花着丈夫的薪水晒太阳喝咖啡”，在外人眼里，她本该像本片色调一样，温暖明亮。可是这个“贪心”的女人，她还是不满足，她难过的得了精神病，她独处的时候，沉浸在巨大的阴影中。“偶尔的时候，也觉得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她微笑着安慰自己，“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句话和今年大热的台剧《俗女养成记》中的奶奶最后那段话如出一辙，当了一辈子的陈李月英、陈太太、医生娘、陈妈妈，阿嬷，没什么不好，但是最后还是想当回李月英，做回自由的自己，最后为自己唱一首《纯情青春梦》。这也从侧面证明，在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整个东亚女性面临着相同的性别危局。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不好，只是没有选择。我可能也喜欢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我首先想要成为的，是我自己。一体两面的，亚洲男性在这件事上面临同样的性别尴尬，虽然不需要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家务劳动和职场歧视，但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里，他们似乎也只有拼命工作赚钱、谋求职位晋升以换取社会地位和家庭的尊重一条路可走。一位男性在社会生活和职场上中是重要的，可是对家庭来说，他往往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一个经济供给者，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度几乎为零。金智英那称职的丈夫下班后匆匆赶回家，只是为了用浴巾裹住他们的小女儿，不伦不类地参与到这个“给女儿洗澡”的家庭情节中来。

金智英的痛苦，不是物质生活匮乏的痛苦，而来自社会文化对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她本人自我的觉醒。并没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刺激她，而这些痛苦，来自于身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语言，是造成雪崩的每一片雪花，她浸溺在委屈和悲伤的河水中，无法呼吸。观众在陪同她寻找病因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校服裙子穿这么短就是勾引人犯罪”和“你是女生很快要结婚生子无法保持团队稳定”的思维模式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和上司，而最悲哀的是，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没有恶意。

电影如宣传海报一样，以女主角为叙述视角，她的丈夫，站在后景中，充满深情和忧虑的看着她。金智英的丈夫，和故事中所有男性一样，在女性生活中占据的比重并不大，整部电影的男性几乎都面目模糊。他们每天装作繁忙的样子，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女性的中心，男权自大无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女性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女性的成长中，通常收到的鼓励与同情、榜样与动力，都同样来自女性。她们的母亲、姐妹、上司、前辈，因为经历过，所以更明白互相扶持的重要。金智英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最后拯救她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女性心理医生。

最为可悲的是，在东亚女性忍受歧视的处境中，很多歧视来自另外一些女性。金智英的婆婆对她颐指气使把她当做婢女，她的上司因为她是女性会造成团队的不稳定而不给她升职，当她被其他男性其实为“母虫”时，和歧视者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些年轻的女性。

不过幸运的是，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时代的进步。金智英的人生，已经比她那个为了供哥哥读书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打工的母亲幸运的多，她上了大学，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机会；她的女儿，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成长，被一个温柔的高学历母亲教养长大，也会比她的母亲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30年前，《末路狂花》中的两个美国女孩因为抗拒她们的既定人生，开着一辆福特冲出悬崖；30年后，《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30多岁的亚洲女孩，还在因为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差点毁灭自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越来越多的女孩自我觉醒，女性的宽容之路，会越来越平坦。

2016年秋天，一本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在韩国出版。

随即在2017年收获书店评选文学小说类年度最佳书籍，新书畅销榜Top1，实体、网络书店小说类Top1等不胜枚举的奖项与记录。

与此同时，此书被广大韩国男性定义为“女性主义”，铺天盖地的恶意评价也席卷韩国各大网站。

更不幸的是，有韩国女星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此书的喜爱，却遭来绝大多数男粉丝的强烈谴责与脱粉。

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此书展开了漫长且沸沸扬扬的探讨。

2019年10月23日，与小说同名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上映。

在网络反响上，电影上映与小说出版的结果无异。

发行前，对电影仍是恶评如潮。上映前，在韩国网站Naver上，想看与不想看人数达到了罕见的3:5。

上映首天，电影更是遭遇恶意打分的“恐怖袭击”。

以Naver网站电影页面10月23日（上映首日）下午3点为基准，电影评分的几项数据出炉。

10分制的评分计算规则，观众评分约为9.7分，影评人评分为7分，网民评分（谁都可以给）只有4.45分，而且性别差异尤为明显。

男性网友评分为1.45分，女性网友评分为9.19分。

从领略原创小说的真实和感受同名电影的温和之外，我们也不难窥见一个社会男尊女卑的严重性。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7分的韩国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于1982年出生在韩国，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大染缸，有些东西自然而然被当作是“传统”。

由于年代不同，男尊女卑的程度有大有小，但这种现象依旧如梦魇一般从未消逝。

从家庭戏剧的角度来看，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经历育儿、家务和职业中断的金智英（郑有美 饰）突然有一天有了精神问题，说出了一些令家庭成员惊愕的话语…

不知不觉地，丈夫郑代贤（孔侑 饰）和整个家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

影片开始，镜头在家庭聚会其乐融融的场景和金智英做家务之间切换。

直到金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对话时，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金智英开始称呼婆婆为“亲家母”，丈夫为“小郑”，公公为“亲家公”，而这种人物代入让她完全迷失自我。

场面近乎不可控时，郑代贤（孔侑 饰）连忙将妻子带离现场。

“爸，妈，秀玄（郑代贤妹妹），智英她有点不舒服，真的，她最近有点生病了，我之后再仔细向你们一一说明。”

无数次，化作自己母亲的金智英都在想：

“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每次金智英陷入精神异常时，她的脑海浮现的全是童年的回忆。

镜头闪回到从前，那个对女性恶意达到最大化的从前，小时候父亲重男轻女。

初中时公交被男同学尾随和威胁，叫父亲来接后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严词指责。

为了工作，对男同事的恶意玩笑她可以忍气吞声；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她可以忍气吞声。

但好不容易出门买杯1500元（约合人民币9元）的咖啡喝，竟被陌生男子说是妈虫（网络流行语，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她愤怒的情绪终于迸发。

电影以温吞的方式描摹平凡女性金智英的一生，以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带入她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作为平凡女性有苦难言的丝丝苦痛，每一次简单的单人镜头都铿锵有力，每一次的特写则让观众共情满溢。

生活流的影像虽比小说直述一个个刺痛人心的事实要来得温和，但也架不住痛楚的画面反复叠加。

脱胎于小说的真实故事，透过影像的介质，电影的真实蕴含于平静的画面和人人皆知的戏剧冲突中。

它如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生活，第三眼自己。

和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一样，平静却又如此有力。

时光流逝，一次次的事实成为韩国男性的“男权主义”已然深入骨髓的佐证。

我们期盼他们会反躬自省，他们会将骨子的歧视慢慢淡化，他们会摘下那恶毒的有色眼镜，然而这次期盼再度落空。

关于男尊女卑的问题，韩国存在，我国存在，全世界存在。

而每一次不同形式的发声，都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或大或小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不尝试就一定没有。

回望韩国电影这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自由的土壤之上，他们曾经拍出过太多改变社会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

所以，偏见也好，歧视也罢，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社会的劣根性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生而为人，由衷期盼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不被所谓的“性别”所束缚，可以拥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PS: 不要求资源哈，韩国才上映呢！嘻

《82年生的金智英》未映先火，很多人在它上映之前就知道了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以及原著小说，还有和它相关的明星都曾陷入舆论漩涡。

当初原著小说上市的时候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波，很多韩国男性说这部小说过度地宣扬女权主义，是一部迎合女性、讨好女性的谄媚之作。

当宣布要将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的时候，更是遭到了韩国男性强烈的抵制，甚至有人请求青瓦台封杀这部电影。

看过这部小说的明星会被问候全家，担任这部电影女主角的郑有美更是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到底是怎样一部小说（电影），会面临如此铺天盖地的差评，会被无数人抵制？

如果你不喜欢一部电影，你大可在看过它之后打一个差评，何必在还没看过它，甚至它还没拍出来的时候就抵制？

里面到底有怎样的情节，能让这么多人对它恨之入骨，以至于不希望它被拍出来？

有人说过：如果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这种声音一定是谎言。

事实也的确如此，人们批评《82年生的金智英》，不是因为它真的是一部烂片，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害怕。

它让女性感到感同身受，也让男性感到被戳到了痛处。

你瞎说大实话，戳到别人痛处了，他会给你好脸色吗？他只会否定你、抨击你、辱骂你，说这是一部烂片。

像《封神传奇》《富春山居图》这种真正的烂片才不会有那么高的热度，也不会那么有争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是烂片，不值得浪费那个精力来讨论它、抵制它。

反过来说，一部电影能让全国男性都去抵制它，绝不是因为它是烂片，而是因为它说了大家不想听的实话。

在重男轻女现象普遍的国家，有人拍了一部揭露人们重男轻女的电影，你揭他们的短，他们自然要抗议。

影片中，金智英在家里排行第二，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弟弟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是温室里的花朵，什么活都让两个姐姐干，绝不让弟弟受一点委屈。

父亲去英国出差，给弟弟的礼物是钢笔，给两个姐姐的礼物就是笔记本。

弟弟去看望二姐金智英，打电话问父亲：二姐喜欢吃什么。

父亲说她喜欢吃豆沙面包。

其实金智英喜欢吃的是奶油面包，她一点都不喜欢吃豆沙面包，是弟弟爱吃豆沙面包。

三十多年了，父亲都不知道女儿喜欢吃什么，只知道儿子喜欢吃什么。

弟弟只要干一点活，姑姑就会说：这家的女儿们真会搞特殊，干嘛叫年幼的弟弟搬东西。

大姐反驳道：他哪里年幼了，都年过三十了。

姑姑却说：就算白发苍苍，老幺就是老幺，真不懂珍惜自己弟弟。

女人干活就是应该的，让男人干活就是搞特殊。

他们还不承认自己重男轻女，只是说是年长的要让着年轻的。

所以大姐当年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做老师来供养弟弟妹妹。

被迫选择不喜欢的大学，被迫选择不喜欢的职业，被迫选择不喜欢的生活，就因为她是女人。

小时候她的梦想是去丹麦、瑞典、芬兰，然而现实是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假如她是男人，也许父母不会强迫她读师范大学，不会强迫她上班来供养弟弟妹妹，那么她的人生会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弟弟年龄更小，所以处处都要让着他；姐姐年龄更大，所以她就要做老师来供养弟弟妹妹。

果真是年龄的问题吗？

但是金智英的母亲美淑并不是最大的孩子，她还是兄弟姐妹中成绩最好的，还是在父母的逼迫下退了学，放弃了做老师的梦想，年纪轻轻就去做衣服，打工供养她的哥哥们读书。

所以说啊，和年龄有什么关系，是男孩就被当做一块宝，是女孩就被当做一根草。

美淑小时候要打工供养哥哥们，长大了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

她这么辛苦，她的婆婆不庆幸自己有个好媳妇，反而说她是因为儿子才能这么享清福。

连美淑的母亲也说：女婿很了不起。

明明是女人包揽家务，婆婆不仅归功在儿子上，还对美淑说：总之家里至少得有四个男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再生个儿子，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就生了个智硕，太空落落了。

美淑生一个儿子都那么累了，你还要她再生一个儿子，你想累死她吗？

不过也有明白人：我也生个女儿就好了，儿子都没用，看她们为妈妈摆饭桌，真孝顺啊。

十年过去了，到了金智英这一辈，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金智英小时候放学回家遇到了怪叔叔，父亲不去责怪怪叔叔，不去反思他不接女儿放学，让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反而怪她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远的补习班，怪她穿着不得体，怪她裙子太短（其实金智英穿的是校服），怪她逢人就笑。

是她被尾随了，她是受害者，父亲反而去怪她。

金智英的姐姐上高中时和朋友们合伙抓了暴露狂，把他交给警方，结果被老师们狠狠教训了一顿：女生不知道羞耻。

又过了十年、二十年，她们长大了，一切还是一样的。

金智英没结婚的时候，婆婆叫让她早点结婚。

结婚了，婆婆又催她生孩子。

生了女儿，婆婆又催她再生个儿子。

女人做家务是她应该做的，男人做家务就会被夸是个好丈夫。

女人照顾小孩是她应该做的，男人把小孩交给岳母照顾，人们就会夸他真了不起。

男人不照顾小孩是应该的，女人生完孩子不到一个月就复职就是不称职的母亲。

你要是敢让丈夫请育儿假来照顾小孩，你就是疯了，太过分了，竟敢毁掉我儿子的大好前程。

父亲过生日是母亲下厨做一大桌饭菜，母亲过生日还是母亲下厨做一大桌饭菜。还是姐姐体量母亲，点了外卖。

以前金智英的父亲只给儿子买钢笔，现在父亲也只肯给身强体壮的儿子买中药，眼中根本没有产后抑郁的女儿。

重男轻女不仅体现在家庭，也体现在职场。

金智英工作能力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是属于能力比较强的，上司经常表扬她，但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就没有被选进企划组。

落选的不只是她，整个企划组都只选了男性，没有选女性，因为公司希望组建一个5年以上长期小组，公司觉得女职员很难长久。

就因为他们“觉得”，就剥夺了女职员的机会和权力。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韩国特有的，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很多岗位不招女性，除非你的能力比男性出色很多。

还有很多岗位虽然男女都招，但是男女员工同工不同酬。

比如前两年《金钱世界》男女主演补拍酬劳相差1500倍。

金智英的上司金组长能力就很强，但就因为她是女性，根本没有晋升机会，不得不辞职去单干，而同期入职的男同事全都晋升为科长了。

领导根本不尊重金组长，还阴阳怪气地对她开一些并不好笑的玩笑，金组长还不能生气，被diss了还要陪着上司一起笑。

金组长这表情明显是领导太过分了，她都想站起来把领导打一顿了，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虽然在下属眼里她是成功女性，但在领导眼中，在家人眼中，她不是好母亲，不是好老婆，也不是好女儿。

“事业有成又如何，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

为了这个家，金智英的母亲没能实现做老师的梦想，不想做老师的姐姐却被迫选择了她不喜欢的职业。

母亲还说：当时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说明金智英的母亲、姐姐为了供养弟弟妹妹而做出牺牲并不是个例，是很普遍的现象。

金智英也是如此，她做了妻子、母亲，就放弃了写小说的梦想。

人们看不到她们做出了多少牺牲，看不到她们放弃了多少想做的事，又咬牙做了多少不想做的事。

到最后，她们还随时都会被人身攻击，被称为“妈虫”。

（妈虫：用来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妈妈，或无收入的全职妈妈）

金智英用丈夫的钱买杯咖啡也会被说闲话；

如果她去上班挣钱，婆婆又会说：你上什么班？你一个女人能挣多少？有你丈夫挣得多吗？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请育儿假做家庭妇男的丈夫，就算丈夫同意，婆婆也不会同意。

因为婆婆以前就是这么过来的，她觉得这样就是对的，放弃梦想是对的，任劳任怨也是对的。

她小时候被压迫，长大后就去压迫别人。

她小时候讨厌人们重男轻女，她受尽了重男轻女的折磨，她长大后就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一代传一代，恶性循环。

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被韩国男性抵制，甚至请求青瓦台封杀它？

因为这部电影批判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家里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他们的公司也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而且只会比电影中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

电影并没有卖惨，也没有刻意放大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恰恰相反，金智英已经很幸运了。

电影最后，男主角郑大贤说服母亲请了育儿假，金智英没有像母亲、姐姐那样被迫放弃梦想，而是如愿以偿做了小说家。

这个结局太美好了，也太理想化了。

不仅如此，金智英的母亲也对她很好，父亲说她的时候，母亲会维护她，父亲只给儿子买中药，母亲也会批评他。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有一点重男轻女，但至少还会反思自己，妻子说了他之后他赶紧就打电话再给女儿买一箱中药。

婆婆也重男轻女，但最后还是选择尊重金智英和郑大贤的决定，金智英工作，郑大贤带娃。

郑大贤更是一个完美丈夫，他不在乎自己的前途，宁愿冒着失业的风险也要请育儿假。

所有人都不理解金智英，只有郑大贤尽可能地关心她、善待她、帮助她。

所有人都喜欢找别人的问题，只有郑大贤会找自己的问题，还说他觉得金智英是因为和他结婚才生病，是因为他才生病。

甚至还有长辈不觉得儿子好，觉得女儿更好。

包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弟弟，也没有因为父母溺爱他就膨胀了，还是去看望了金智英，还送了钢笔给金智英。

重男轻女的是父亲，是姑姑，他做弟弟的没什么错，但是他愿意用这种方式和姐姐和解。

要说《82年的金智英》是宣扬女权、讨好女性、丑化男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导演和原著作者已经很克制了，现实中重男轻女的现象要比小说和电影严重得多得多。

现实中像金智英的母亲这样不重男轻女的人少之又少，像金智英的婆婆这样愿意尊重儿子、媳妇的决定的人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像郑大贤这样的完美丈夫更是根本不存在。

金智英有一个支持她的母亲，还有通情达理的丈夫，婆婆和父亲也并不是冥顽不灵。

即便是这样，金智英还是生活得很艰难。

但真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女性遇不到郑大贤这样通情达理的丈夫，遇不到不重男轻女的母亲和长辈，遇不到知错就改的父亲和婆婆，所以她们的生活只会比金智英更艰难。

有多少父亲和婆婆曾经重男轻女，后来还会知错就改？

有多少婆婆会不再坚持自己，而是让着媳妇？

有多少长辈会觉得生女孩比生男孩好？

有多少丈夫愿意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请假当家庭妇男，让妻子去做她想做的事？

答案是非常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

《82年的金智英》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但大家都知道，现实往往比童话残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