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wel

一部探讨媒体，司法，和个人关系的影片，看完之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愤怒和难过，社会舆论创造英雄和毁灭英雄的门槛太低了让我愤怒，无良媒体为了流量把未经证实的情况放在头版头条，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在报道事实令人啼笑皆非，恶心（让子弹飞）；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被无端质疑让我难过，电影后段的一个情节，联邦调查组询问理查德“为什么炸弹爆炸时你刚好在安全的地方？”这句话既可气又可笑，理查德的回答是：“我只是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你们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我吗？我不知道下一次某个保安看到可疑包裹还会不会去上报，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理查德。”

不可否认，电影刚开始时塑造理查德角色性格的时候，成功的让我对他抱有偏见，一直持续到爆炸发生时，都让我对这个角色抱有过度泛滥的正义感的偏见。但是看完后又会想到剧中的几个细节，给孕妇和警察送冷饮，争吵后给母亲道歉，面对媒体沉稳应对，与其说理查德是一个过度正义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在爆炸发生后媒体将他塑造成英雄为他出书，但接踵而来的是调查组对他的质疑，以及无良媒体的虚假报道，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扣在了理查德的头上，这个发展趋势实在是充满了讽刺。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女记者会在发布会上流泪，不排除剪辑的锅，我觉得是被那句“我并不是需要你。”把骄傲的不可一世的她狠狠的拉回了现实，谁不渴求真相，在发现理查德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后，听到联邦调查组说他有同伙时，我觉得她能感受到这只不过是调查组的挣扎罢了，电话亭这个细节已经在剧中多次出现，但是调查组选择忽视，因为我认为你存在问题，你就有很大的犯罪可能。只记得自己的偏见，却从未把理查德平时里善良正义的品行纳入参考。最后这位警察还在怀疑直至六年后真相水落石出，他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理查德一家的命运，就像特百惠上的笔迹，不影响使用但确实存在。

看完之后让我想到了两外两部影片《狩猎》和《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电影好像就卡在这两部片子之间，没有狩猎悲哀，没有恶距离黑暗，在两部片子之中达成了平衡，让我反省和思考，庆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种情况，至少主流媒体不会将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发布，即使发布也会迅速做出纠错声明，但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这部片子省去了民众对于男主的看法，剧中没有过多的情节来表现民众对他的认知，但不影响我们思考，对于网络信息一定要让子弹飞一会儿，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马丁路德金曾说：“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带着偏见去执行所谓的正义的人必将被人民所不齿----无良媒体和不公正的执法者以及键盘侠。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个人观影随笔，欢迎理性讨论，不喜勿喷 东木老爷子都快90岁了，还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实在是令人敬佩，说来很奇怪，每次看老爷子的电影，不管是他主演还是他导演都特别稳，他拍的东西充满了一种沧桑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总是多了一层长辈的语境。

之前他拍的《萨利机长》，《换子疑云》，《骡子》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似乎老爷子对现实世界有很多话想说，不管愤怒，还是感动，这些电影都代表了一种态度，或左或右，我看短评里有些人说女权人士不喜欢，说老爷子是保守派等等，好吧，这些声音当然可以有，我却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保留吧，每个人都有自己都意见，只是电影怎么拍，他只是针对角色，就像昆汀拍《好莱坞往事》，有时候界限和创作是矛盾的，大家变得严肃谨慎，在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地方，我已经受够了冠冕堂皇和条条框框，希望能有个平衡吧，不敢说了。

说说电影吧，朱维尔的演员演出了很多角色内在的东西，把一个普普通通有缺点的人刻画的惟妙惟肖，当角色不听律师的话喃喃自语时，甚至真的有种想让他闭嘴的冲动，当然越是这样想，越是因为演得传神，还有律师山姆，他的很多角色都没什么区别，从最早看他的《月球》，《火柴人》到《三块广告牌》，好像都是一种人，不过很喜欢这种表演风格，有点痞痞的，目中无人的样子，很有个人魅力的演员。

看完电影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理查德朱维尔，该如何为自己辩护？好人尽责值守，挽救生命却成了被告人，这种让好人蒙冤的情节，咱这也有，不过不能说，我可能会哭，会委屈，会咆哮，可我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理查德朱维尔在最后对着联邦调查员说的话，其实比任何辩护都有力量，东木老爷子也在讽刺这些人，不过FBI和记者这两个角色，个人感觉不够立体，太脸谱化了，或许出了这种恐怖袭击事件，不管什么制度，都会有不负责任的各种坏人，这只跟人性有关！

好莱坞属于自由进步派的重灾区，两部近年来罕见的佳作在奥斯卡颗粒无收：《佛罗里达乐园》（2017）挑战儿童保护的政治正确，《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 (2018)不仅没有土著拯救白人的鸡汤，还涉嫌丑化土著和“身体受到挑战者”，政治严重不正确！

因此，《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仅获得一项奥斯卡安慰性质的女配提名，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96年7月27日晚，作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庆祝活动的中心，百年奥林匹克公园人山人海，保安理查德·朱维尔发现一个背包里藏有三枚炸弹，马上通知警方，并开始疏散人群。片刻，炸弹爆炸，炸死两人，100多人受伤。

朱维尔的果断行动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一个无名小卒至少拯救了上百人的生命，成为令亲朋自豪的英雄。然而，仅过三天，朱维尔的噩梦降临，从英雄变成恐怖分子嫌疑人。在FBI的策划下，朋友来他家吃饭都藏着窃听器。

在自由进步派的眼中，朱维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想当英雄的可笑的牛仔，吹毛求疵，爱出风头，“试图以轻微违法写出史诗般的警察报告”。

玩枪战游戏，朱维尔得分很高，他本身就是一个神枪手，职业理想是做FBI特工，保护他的国家和人民，这让他的律师朋友都觉得古怪和肉麻，瞬间让人想起伊斯特伍德《美国狙击手》引发笑场的台词：“保卫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在自由进步派看来，不让政府伤害祖国才是唯一正确的爱国方式。

FBI向《亚特兰大宪法报》透露朱维尔有重大嫌疑，24小时监控，乖乖，这下可了不得，媒体如获至宝，捕风捉影的报道和犯罪心理侧写铺天盖地：朱维尔人生失败，一心想搞大新闻、逞英雄！

朱维尔是自由派媒体最厌恶的那种保守派青年，肥胖、妈宝男，家中的武器足以装备一个排。FBI将他家搜了个底朝天，一次不够就两次，连他母亲的保鲜盒都不放过。

客观而言，严密监控和搜查嫌疑人都是FBI的职责所在，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就故意泄露怀疑对象，记者蜂拥而至，给朱维尔母子带来极大的困扰和痛苦。

媒体的长枪短炮锁定了朱维尔家的前门后院，NBC在直播中为朱维尔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有人猜测，FBI即将提出指控，他们现在可能逮捕他，也许足以起诉他。”

面对媒体审判，母亲哭了：“我无法保护你。”朱维尔也在流泪：“对不起，妈妈，应该是我来保护你。”在律师的建议下，他顺利通过了测谎仪最高等级的的检测。

1996年10月，朱维尔总算洗清了罪名，开始起诉那些诽谤自己的媒体。1997年7月，美国司法部长公开表示，FBI不该泄露案件信息给《亚特兰大宪法报》，应当向朱维尔表示歉意。

2001年，朱维尔被授予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独立日游行大元帅的称号，成为“无名英雄”的象征。2003年5月31日，制造了百年奥林匹克公园等多起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鲁道夫被捕。

2006年，佐治亚州州长桑尼向朱维尔表示敬意，感谢他在爆炸案中的救援行动。2007年，朱维尔因病去世，年仅44岁。母亲认为，儿子之所以英年早逝，与媒体审判带来的身心伤害密切相关。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不仅是朱维尔的英雄泪，也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对进步派、多元化的强烈抗议：欧美媒体和大学、政治精英，塑造了一种弱即正义的社会氛围。

以艺术品质而言，《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不算伊斯特伍德最好的作品，但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中为真正的弱者呐喊，对自由进步派嗤之以鼻，这是一个老牛仔最后的倔强。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像《骡子》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样的作品，在院线电影中实在太罕见了。

观众们或许很难辨明它们的独特之处，但它们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极为流畅、舒适的观感。而这恰恰是因为，伊斯特伍德的这些作品，保持着某种惊人的古典性。如果说新浪潮的猛将、时年8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直至2018年的《影像之书》为止，都在试图创造更加新奇的影像；那么与戈达尔一同出生于1930年的伊斯特伍德，恰恰就是古典好莱坞风格的捍卫者。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他仍旧在使用着这种锤炼了数十年的古典技艺。或许许多欧洲电影迷、尤其是新浪潮爱好者，会对这种传统抱持着某种轻蔑的态度。但是，古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典，其实也有它的道理——这种影像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最为流畅、舒适的观感，其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那么，什么是好莱坞的古典主义风格？它主要指涉的是好莱坞古典时期电影中，以连贯性剪辑系统为主体的影像风格。我们熟悉的过肩正反打、视线匹配等技巧，都是这种风格最重要的武器。它们会引导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信息——发言人或是视线的落点等——以此来推动叙事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们还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透明性（“连贯性风格”之名恰恰来源于此），不会让我们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彻底浸没在影像中。

但是，存在这些既定的技巧，并不代表古典风格就是一成不变的套路。就像长镜头风格也能拍出杰作与废品一样，在大师手中，正反打也能展现出极尽细腻的用法——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就让我们见识了这一点。

在理查德·朱维尔、他的律师沃森·布莱恩特与两位警官对谈的那场至关重要的戏中，正反打的细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戏里，朱维尔第一次发自肺腑地对着FBI的警官进行了批判。很多观众一定觉得这场戏很能调动情绪、很“燃”，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伊斯特伍德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正反打变体达成这一点的。因为，这种古典主义的风格图式实在是太“透明”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朱维尔、律师和两位警官被分解成两个双人镜头，但它们其实都是“伪双人镜头”。在朱维尔和律师所处的镜头中，灯光主要关照的是密集地进行发言的朱维尔，而身形较暗、较为沉默的律师处于画面的次要地位；在两位警官的那个镜头中，发言人主要是乔恩·哈姆扮演的、咄咄逼人的汤姆·肖。

所以，这两组双人镜头之间的正反打，其实是朱维尔与肖之间一对一的交锋。随着这场戏的发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所以正反打又名“过肩正反打”，就是因为在A听B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A模糊的肩部，这样我们就能同时体认谈话的双方。

而在这场戏中，当两位警官说话的时候，我们本来能够看到朱维尔和律师的肩部。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就只能看到朱维尔的肩部了——伪双人镜头渐渐变成了真正的单人镜头。伊斯特伍德微微将镜头右移，同时调整景别，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朱维尔与肖的特写正反打。

伊斯特伍德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我们逐渐关注场景中最重要的焦点，一方面通过越来越近的景别，创造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紧张感。最有趣的是，当朱维尔在特写镜头中慷慨陈词、批判FBI之后，景别旋即变远，我们再次看到了两个松弛的双人镜头——这恰恰是让观众纾解情绪的过程。

在这场迷人的戏中，伊斯特伍德用这种最不易被觉察的、古典主义的手法，发挥了推动叙事进展的指示性效果，也达成了抒发情绪的表现性效果。在很多时候，即使是那些欧洲艺术电影的风格，也都在发挥着这两种效果。

当然，伊斯特伍德这部技艺精湛的古典之作，不仅仅使用了连贯性剪辑这套武器。其实，更为久远的好莱坞古典主义电影，是并不排斥较远景别的场面调度的，只不过这种调度也和剪辑一样，会被用来展现透明化的叙事——霍华德·霍克斯正是连贯性调度的大师。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通过与剪辑同等细腻的调度，在中远景中展现了奥运会场地、报纸编辑部等一系列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中的群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朱维尔这个个体，还有一个范围广阔的社群。正因如此，这种风格也非常适合用来表述这种社会议题。

那种用超近景别构成的电影，其实是晚近好莱坞电影追求感官刺激的策略。所以，伊斯特伍德的古典性，不仅相对于那些追求电影语汇突破的欧洲电影，也相对于那些当代的好莱坞电影。看他的电影，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刺激，而是流畅与舒适，我们真的在聆听一个好好被讲述的故事，真的在思考一个含义深远的历史悖论。

有趣的是，理查德·朱维尔也恰恰是这么一个“古典主义”的个体。他坚守着那种颇为古典的价值观，无限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不会“出错”。在这个万物失格的时代，像朱维尔这样的人早已成为了少数派。

年近九十岁的伊斯特伍德，坚守着这种古典主义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在向观众传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影像不要出一点差错。

又是一部堪称经典传播学教材的新闻事件类影片，尽管是20多年前的事件，放在今天也十分具有现世意义。舆论所导向的往往并不是“应该相信的”，而成为了“愿意相信的”，更绝对一点，甚至成为了“有利可图的”。

人们需要一个英雄时，就创造一个英雄，然后再压榨这个英雄的可用利益；人们需要一个罪人时，便创造一个罪人，再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恶言去发泄轰击。很悲哀的一件事，即使是《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对主人公的又一次消费。可这就是这个世界样子，从不完美。

理查德在最后获得结案书的时候，他肥胖的脸上挤出难看的皱纹笑着，他赢了，他真的赢了吗？他已经被这个社会消磨得失去了原本的自我。他一口咬下的那个甜甜圈，我相信，是苦的。

说说剧作方面的缺点，演讲抒情的情绪渲染过多。说教味还是太重了，老是借角色之口对社会进行直接性的质问。还有角色形象塑造，FBI的形象还是太过呆板了，一味的丑化政府部门，多处关于FBI取证的细节在后续并没有对剧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成了为了丑化而丑化的设定，有点毁坏剧本条理性，把剧本严谨的逻辑性消解了。

以及凯西所代表的无良新闻传媒业，前期剧本将其塑造成了为了消息不惜出卖色相的唯利是图传媒业符号，其实是很能继续造作的一条线，却在电影一半的时候因为被骂了一顿就出现反转，实在是有毁角色的人物弧光，而在凯西良心发现之后也并没有对理查德的脱罪起到任何舆论导向上的帮助，而是角色直接凭空消失，实在是太浪费太浪费！可惜了好好的这一条线。

年届九十的东木导演最近十年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人物传记题材，从总统到飞机师，从狙击手到毒贩，再到这部新作里的平民英雄。他总能在真实人物的生平故事里提炼出最震撼的闪光点，从而提升整部传记片的表现层次，以及凸显出发人深省的现实诉求，这部新作自然也不例外。一位平民英雄对抗政府与媒体的事件可以有不少表现角度，而导演采用最平铺直叙的方式依然散发出扣人心弦的魅力。滴水不漏的叙事手法令观众看得屏息静气，爆炸案发生的场景段落拍出了希区柯克式的胆战心惊气氛，群像速写与镜头捕捉，以及精准的场面调度让人惊叹。除了深厚的导演功力外，自然还少不了一众演技出色的演员支撑起这个剧本。尽管人物塑造局限于真实性而有脸谱化的嫌疑，比如像女记者和联邦探员，却仍能在某几场关键的段落中传达出发人深省的意味。奥斯卡女主角凯西·贝茨扮演的母亲角色最为真挚感人，她的绝望、愤怒、伤感情绪都表现得丝丝入扣，尤其是在记者会上的讲话令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回到影片主题上，这部新片跟《萨利机长》有不少共通之处，借助这位平民英雄为自己平反冤屈的事件过程中不断质疑政府权力的正义与合理性。一个清白无辜的平民百姓可以被怀疑是十恶不赦的罪犯，还被用尽各种手段（诱骗、骚扰与监听）来套取证据以便定罪控告。与其说这是司法部门工作中的漏洞，倒不如说是公权力对人民的蔑视，用影片中角色的一句台词来概括：我害怕政府更甚于恐怖分子。主人公一直在为这种权力辩护，甚至主动配合，深信自身清白便能脱身，直至最后才明白要主动出击对抗蛮横的权力才能平反正名。

除了公权力之外，剧中主人公还要面对追求关注度的媒体，他和家人的生活逐渐陷于媒体曝光和骚扰的漩涡里。剧本透过刻画女记者这个具有反派意味的角色，导演不留情面地对编造不实消息新闻的媒体予以强力抨击。在互联网信息泛滥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不惜编造新闻博取读者眼球和点击量，甚至虚构故事而对新闻当事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打击和影响。发生在20多年前的这个事件却早已透露出如此远见，足可令人反思新闻媒体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