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

影片讲述的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叔叔去往拉萨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

影片以伪纪录片的方式拍摄全素人的朝圣之路，没有故作的扭折，亦没有动荡的悲喜，却有真实的力量和有生动的人格。一场虔诚的膜拜仪式在白描般的叙事手法中沉静的呈现，大段漫长的磕头长镜头，使观众也代入角色中，合十、走步、俯身、膜拜、起身，磨练着一种沉静的心境。导演摒弃了视觉的精致，原始风味的呈现，更让人的内心与肉体的觉悟镜化视相，电影没有刻意和矫揉造作，却能直抵内心。一千两百公里每一次伏地叩首都带着踏在喧嚣城市的我们无法理解的信仰追求。虔诚、平静、安详和执着都渗透在银幕的深处。 影片里镜头客观冷静，画面精致，情感细腻。飞溅的冰屑、雪崩、经幡，张杨细致地捕捉到了朝山途中的种种视觉奇观，画面精致而富有意涵。尽管在灯光、机位和故事性方面已经接近剧情片，但依然具备真实的力量。影片巧妙地避开了一切政治敏感性，表现直面生老病死的纯粹宗教内涵。可惜的是赴拉萨的旅程占篇幅大半，真正的冈仁波齐之旅反而从略了。

电影里所呈现的关乎于信仰、宗教、人、自然等严肃命题的探讨，令人感到敬畏。影片镜头前所展现的是十一位心怀着信仰而无惧风雪、无畏艰辛的虔诚朝圣者，到底是被怎样的精神力量所驱使，被怎样的内心信仰所支撑着才义无反顾匍匐前进？都市人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但在看完电影后，定能被打动，震撼的吧。

这部电影太真实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藏区，人的心灵却如此纯净与虔诚，他们用生命去换取精神的升华，不论神灵将会给予他们何种回报，但沿着漫长的道路五体投地俯首前行，迎着风雪，踏着荆棘，信念却丝毫不曾动摇。

影片每一帧都似明信片，最后突然想起一段话: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有了信仰，身上也披覆了荣光。

而信仰无关宗教。

高三之前，我对冈仁波齐啊转山啊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对所谓的朝圣的了解，还是从一个看了几本大冰而天天说着流浪穷游朝圣的朋友口中得知。其实那时候我是带着点偏见的，感觉就是一帮中二的少年少女，做着不知深浅的梦。

高三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世界围绕着冈仁波齐。这是一本由中国地理编写的，偏记录性的书，当然我觉得文学性也很高。里面写雪山，写藏传佛教，写那些壁画那些历史，写转山的不易和那些人的虔诚。我还看见穿着藏袍的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深纹，捧着一只茶碗，坐在休憩点破烂的棚子里，阳光很好，他眯着眼，静默枯坐，像一个雕塑。

我很难说，这种行为是好，还是不好。每年的转山路都有很多人死去，但每年都有新的人加入，这种宗教感，是不了解文化的“外人”无法去评判的。但作为电影而言，无论导演初心为何艺术追求为何，很多观众就是怀抱着猎奇心态走进影院的，这根本无可避免。老实说一个知识与阅历极度赤贫的人是否能够从他的信仰中使精神世界取得另一种满足，这实在是我非子，子非鱼的探讨。宗教对于中层至底层民众而言，从来是精神避难所——虽然各自逃避的对不同——这一为点没什么值得美化的，而只要不给他人造成损害，外人似乎也无可贬低。

在我看来，转山朝圣，这些行为已经不能在物质层面去衡量。一个为了信仰，甘愿漂泊，甘愿以天为被地为铺，生存需求被压至最低标准的人，他们的世界，对那些有钱走进电影院只为一满好奇心的人，实在是陌生的。这种电影很考究导演的功力，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平平，最终，现实主义者们或者无神论者们对本片的讨论还是涉及到了藏区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关注，也算某种包装不是那么好看的善意吧。戏剧化最终还是形式化。

张扬导演的《冈仁波齐》上映有段时间了，票房已经突破了9000万。对于一部题材比较冷门的影片来说，这个成绩有些意外。

票房逆袭的同时，《冈仁波齐》产生的争议也不小。

看这部片子之前，大海和多数人的想法可能一样，觉得朝圣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行为。预告片里，一位母亲对小女孩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这句话尤其刺激了我的神经。

磕头能长什么见识？

向未成年灌输落后信仰，小小年纪就要受这等苦行，还没看正片，大海就对影片产生了厌恶。

网上批评的声音也多有类似。

有人说这些朝圣者：“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吃别人喝别人，一路行乞。最后感谢地却是神仙。”

有人说，“宗教信仰就是用来降低生活需求的”、“宗教是安慰人的鸦片”、“别做宗教信仰的奴隶，为祖国做些什么吧！”

还有人说，《冈仁波齐》本身就是在消费藏民信仰，纯粹为了满足都市观众的猎奇心。

必须承认，大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才看的这部片子。

大海没去过西藏，更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信仰，但是看了《冈仁波齐》，我有种“不虚此行”的感觉。因为这部片子不仅满足了我的猎奇心，也纠正了我对朝圣行为的固有偏见。

这些朝圣者们真的是“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吗？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根本都没看过这部片子，他们是以先入为主的固有偏见，给影片和朝圣者贴上了标签。

朝圣者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冈仁波齐》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并不是一辈子只做朝圣一件事，平时也会从事农业生产，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没有机会去朝圣。

当信仰和工作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采取折中的办法。

“家里面祈祷，我本该在家的，但也要放牛啊。”

他们朝圣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和我们烧香拜佛的初衷一样。

11人的朝圣者队伍中，有一位老人终生没有走出过大山，只是想在临死前去看一看拉萨；有一位屠夫因为杀生太多，想用朝圣的方式洗清罪恶；还有人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只是想为家人转转运。

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一名孕妇，一名9岁的小女孩。

有人会想：怀着身孕去磕长头，伤到胎儿怎么办？这是愚昧。小孩子磕长头不念书，也是愚昧。

在知乎搜索关于《冈仁波齐》的讨论，尤其是一条“如何看待电影《冈仁波齐》里小女孩辍学磕大头去朝圣这一场景？”的提问下，300多条回答，绝大多数都是对影片的指责和谩骂。

但让我们看看下面两条新闻：一条是加拿大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辍学去周游世界；一条是英国一孕妇怀孕九个月仍然坚持举重。

类似的事情放在发达国家，你可能不认同他们的教育方式，但你会嘲笑他们落后、愚昧吗？

2500公里的朝圣之路，11位朝圣者走几步磕一个头，拖拉机拉着辎重压队，每天只能行进几公里，晚上扎帐篷过夜。

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会更加艰难。

有积水的路段，朝圣者们也要淌水磕过去，以示虔诚。

一些特殊的地形，还会遇到地质灾害，稍不注意就会受伤，甚至危及生命。

这一路，朝圣者们磨破了不知多少双鞋，多少条围裙，到最后每个人身上都破破烂烂，形若乞丐。

有人可能就不理解了，何苦要这样做呢？还有的人会上纲上线，说这是奴隶主对奴隶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大海是个无神论者，信仰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并不了解。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把自己的生命花费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朝圣是一种折磨，是无意义的，那每年进藏的背包客、骑行者又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他们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晒进藏前后对比图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旅行者是徒步或骑车前进，朝圣者是磕头前进。

如果人生的每件事都要拿是否创造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话，各位读者刷手机、睡懒觉的时候也没有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这些事就是没有意义的吗？

有人说，朝圣者一路行乞，吃别人喝别人。

看过《冈仁波齐》你会发现，朝圣者们所用所需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除了中途借了点木柴）。走到城镇，也是自掏腰包购买所需补给。

他们基本上不给别人添麻烦，偶尔别人麻烦到了他们，这些朝圣者也能很宽容的面对。

行进过程中，一辆私家车为了避让卡车，不小心把朝圣队伍的拖拉机撞坏了。私家车里一位乘客因呼吸困难急需去医院，这时朝圣者们没有让私家车赔偿，而是让他们先行离开。

如果换在城市，稍微一点剐蹭，恐怕车主们就能把路堵塞半天，等着交警和保险公司来解决吧。

网上随便一搜，救护车被堵耽误抢救的新闻屡见不鲜，所以说到底哪种社会是落后的，哪种又是文明呢？

私家车走后，朝圣者们自己收拾烂摊子。

拖拉机修不好，他们就把车头拆了，自己拉着车厢走。这无疑又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但朝圣者们没有一句抱怨。

本以为拉着车厢就不磕长头了，没想到他们把车厢拉一段，还要回来磕头再走一遍。

到了拉萨，朝圣者们见了喇嘛，拜了布达拉宫，已经没钱去圣山冈仁波齐了。他们并没有去行乞，而是像很多穷游的人一样，打工挣路费。

朝圣队伍的领头人尼玛扎堆去了洗车行，还有的人去了工地。

所以那些说朝圣者们“吃别人喝别人，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的人，可能根本就没看过这部片子。

这种误解不仅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也是对藏族同胞的一种伤害。

到了圣山，年纪最大的老人在一个夜晚去世了。朝圣者们按照藏族的传统请了喇嘛，在山上举行了天葬。

很多人说，宗教信仰是迷信，但是真的经历亲人离去的时候，谁不希望有一套方法体系让自己减轻悲痛，也让死者有个体面的葬礼。

朝圣的时候，一个藏族老人告诉朝圣者，磕长头不要戴头巾和帽子，要走7至8步磕一次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或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代代相传，构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

汉族在磕头的时候也有“神三鬼四”讲究：拜神磕三个，拜鬼磕四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被我们忘记了、舍弃了。当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又如何证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冈仁波齐》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让我意识到，不同民族、信仰的人彼此的误解、偏见会有多大。如果我们只是凭借只言片语形成自己对一部电影的认识，那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部好电影，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尊重、交流的一次机会。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无人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