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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影评
1 )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鼻腔里的黄瓜味
· 公路电影叙事模式在艺术电影中的作者化运用
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姚斯，在继承了前人“前理解”学说的同时，发展并提出了“期待视域”这一概念，即文本接受者在阅读文本之前，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对文本有预先的估计和期盼。类型片在遵循“家族惯例”的叙事模式、价值冲突、人物设置、地域空间、拍摄方式和表现风格上显示了某种连贯性和一致性。
如果说类型片是以观者的期待视域为准绳上下摆动的话，艺术影片往往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诉说意味，强调作者经验的表达和陌生化的效果。我们容易在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电影中重复看到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质疑，却鲜见质疑方式和电影套路的重复。相较于类型片，每个艺术电影可作为独立的美学系统进行解构和阐释。
当艺术影片和作者电影面临接受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时，将个人表达与类型模式进行嵌套拼贴，无疑为艺术电影打开了新的大门。类型电影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也不断吸纳强烈的创作者个人审美旨趣，以形成反类型、超类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即使在大范畴上仍处于艺术电影概念的统摄，但裕固族兄弟上路寻家，无疑使用的是公路电影的情节模式。
阿迪克尔和巴特尔是裕固族的一对亲兄弟，但因为家庭困难，弟弟阿迪克尔出生时就不得不将哥哥巴特尔送到爷爷奶奶家抚养长大。巴特尔因此在内心里与原生家庭出现了极大的隔阂，兄弟二人即使在一个学校上学也几乎从不交流。一年暑假到来，爷爷却突然去世，在弟弟阿迪克尔的劝说下，兄弟二人踏上回家的路程寻找自己的母亲，在路途中关系逐渐融洽。“公路电影”本身是一个叙事空间概念，在“公路”这一形态下，可以搭载诸多类型的表现形式。《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沿袭了“伙伴上路”的传统叙事格局下，充满了导演作者化的改造。
这种变通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价值和主流精神的态度差异上。公路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好莱坞”电影的重要一支，《邦妮与克莱德》（阿瑟·佩恩，1967）、《逍遥骑士》（丹尼斯·霍珀，1969）、《午夜牛郎》（约翰·施莱辛格，1969）等，全都表现出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和对传统精神的逃离。《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作者使用“上路回家”这种形式，追寻的却是传统伦理道德统摄下的追根溯源。表面上看阿迪克尔和巴特尔是单纯的回家寻母，实则这两个孩子承载的是当下充斥着多元价值的冗杂社会中，作者对传统价值和文化的呼唤。父亲告诉他们，如果在沙漠中找不到出路，就顺着河流前进，家就在水草丰茂之所在。这里的“母亲”和“家”作为意象悬置在那里，有着裕固族甚至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象征，两个孩子代替迷惘的现代人踏上寻根之旅，表现出作者对历史与民族的忧虑。孩子作为未来的象征，他们承担这一责任，也就看出作者更深的用意。
另外一处作者化运用，可以从人物设置上入手分析。公路片的主角一般是“反成长”的，即通过人物的失败来体现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和破坏，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我们看到了反成长人物和成长式人物的掺杂。阿迪克尔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巴特尔嫉妒他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却不知道父母总是记挂并出于某种愧疚偏向于巴特尔。父亲经常给巴特尔买新衣服，母亲也总把巴特尔挂在嘴边。两位兄弟在某种程度上平分了这个家庭的重心，谁也没有比谁更幸福。在行路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弟弟阿迪克尔的聪明懂事，哥哥巴特尔的任性和自私。两人的隔阂逐步消解，弟弟主动的坦白，哥哥用石头砸晕弟弟——形式上“杀死”抢夺父母之爱的竞争对手，两人合力找到河水，在“洗礼”后得到“救赎”。到最后我们看到兄弟二人的成长，他们团结在一起对家庭代表的传统价值有了更为强烈的渴求。他们的父亲更多地承载了“反成长”的意味。当兄弟二人历尽困苦终于寻到家时，却发现父亲正在从事淘金工作，而这一直是坚守草原放牧的父亲所不齿的，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儿子心目中轰然倒塌。最后父亲领着他们回家的方向是一片烟囱林立的城镇，所谓“水草丰茂”的家，除了表达环境保护的浅层意义外，只能作为理想画面安置在内心一角。父亲的无奈暗合了这种反成长，也是美好家园理想破灭的代言人。
· 农村、民族、宗教——作为文化奇观的呈现
观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时，笔者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导演郝杰在《光棍儿》（2010）和《美姐》（2012）中呈现的农村面貌，还有导演贾樟柯在一系列影片中建构的汾阳小镇。农村和小城镇的边缘生态，似乎是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片导演们偏爱的话语空间。
学美术出身的李睿珺导演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将农村空间、裕固族文化和荒漠图景结合在一起，唯美如诗般的画面中，提供给观者一个又一个视觉奇观和文化奇观。苍蝇在骆驼眼周打转，白色的塑料水桶，兄弟二人在沙漠中偶遇的白色气球，残垣断壁中刻有裕固族历史的壁画，沙漠中的地下河。这些陌生的符号作为导演个人意志的承载，吸引着观者的眼球。而点拨二人的老喇嘛，更将宗教元素引入了这个奇观的盛宴中。
相传裕固族与维吾尔族都是突厥人的后裔，前者信奉藏传佛教，后者信奉伊斯兰教，由此成为两个民族。抛开裕固族的由来不谈，笔者所思考的是，如若不再强调并贩卖农村（小镇）空间、民族差异，并且弱化神秘的宗教色彩，那么中国艺术电影又该走向何方呢？或许这也是中国艺术电影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 作为观众的经历
因为事情耽搁，未能在10月23日上映当天观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忙碌期间，时常担忧会错过在大银幕上观赏的机会，因为按照以往艺术影片的放映情况，两三天时间基本就在院线排片中难寻踪迹了。笔者一周后于当代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观看了这部影片，偌大的北京城，提供排片的仅剩四五家影院，由此已可窥见艺术影片在国内的遭遇，以及当前艺术院线尚不完善的现状。
当场放映厅内共有五人，坐在我右后方的女士在影片开始前一直在用少数民族语言低声聊着电话，不知是蒙语、维语还是影片中表现的裕固族语言。在现代化的影院场域中，昏暗的灯光里一直伴随着听不懂的语言，文化碰撞的张力已在影片前悄然拉开，暗想如若作为少数民族在影院观看自己民族的故事，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当黄沙漫漫的西北场景伴随着骆驼的步伐壁画般缓缓延展开来时，右后方少数民族女士开始吃起了黄瓜。努力压制的咀嚼声，顷刻间弥漫的黄瓜清香，在味觉、视觉和听觉间形成了一个想象的绿洲。虽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仍不免生硬，但它就像电影中超现实呈现的那片草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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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李睿珺：乡愁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心中那个水草丰茂的土地
李睿珺是一席第312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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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三十二岁，甘肃高台人。我出生在一个叫花墙子的村庄，在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湿地，所以大家在修房子的时候，都会去湿地边的池塘边裁土坯，因而在土坯的最上面会长很多杂草，杂草中间会盛开着很多小的花朵，于是，用这些土坯垒砌的墙面上，总是会盛开着各种小花朵。据说这是花墙子村的由来。
我在这个村子里面拍摄了四部电影，差不多有三部长片和一个短片。这些片子要么是在这个村子拍摄的，要么是以这个村子为据点，在周边辐射拍摄的。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这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有我特别难忘的一些过往，还有，这个村子里面生活着那些我最关心和最感觉到亲切的人们。
在我的老家，好像更多的老人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当然这种情感是从他们出生就开始的。我小的时候，印象中，我的爷爷、我的父母经常给我们讲，小的时候他们西北物质比较匮乏，这些孩子出生的时候炕上没有太多的被褥，就在这个炕上堆上很多沙子，因为炕的温度自然会让这些沙子变得暖和，然后孩子就出生在这些沙子里面，沙子脏了，就把它铲了，换上干净的沙子。于是，对于我来说，我对土生土长有了一种特别特别特殊的解读的方式和意义。
在我后来每年回家的时候，我跟我的母亲聊天，总能聊起这些。村子里面我熟悉的那些老人，就是有很多老人已经去世了，他们去世的原因大部分有几种吧，一种是因为他们的儿女都到外地去打工了，他们晚年得不到悉心的照料，就郁郁而终了，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晚年生病，怕拖累在外打工的儿女，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放弃治疗，就这样去世了。
我就觉得，这些老人他们的一辈子都是在为他们的儿女而活。他们年轻的时候，把他们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等到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会极力给他们孩子最好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娶上媳妇，然后生孩子。等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像他们曾经照看他们的父母一样，能得到他们子女的照顾。但是在这个变化和变革的时代里面，因为时代的变革导致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原有可能延续了千年的这种亘古不变的生存的法则，到这儿已经不太适用了。
这些老人也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有一条裤子，还没有破到露出屁股，他们就不会愿意去买新的。对他们来说，可能觉得，只要他们眼睛还有能睁开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愿意到地里面去干活，直到他们死去的那一天。
这个会让我想很多很多，我觉得那人活着一辈子，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然后他就像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面见到的那些牛啊，马啊，驴啊，它们一辈子也许都是在干活，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这些牲口去世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干活的牲口。于是我决定我要拍一部关于这些老人的电影。
当然，在我的村子里面，从来没有人见到过有人拍电影，也从来没有人演过电影，更何况是一个从这个村子里面走出去，又回到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小孩，他想在这个村子里面拍摄一部电影，而且他还希望让这些村子里面的人去演这个电影。我拍电影的事情变成了这个村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笑话，他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也变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聚集在村子口聊天的焦点的内容。最后我就决定从我的亲戚朋友中间下手，于是我把我的亲戚朋友集合在一起，去选出一些我认为他们适合这个电影的人，然后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希望他们变成我电影的演员。
在这个准备工作开拍前，我需要请一个老人来演这个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逝去的父亲，他已经死去了，所以说他的表演基本上是以遗照的方式来出现的。
这个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当时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在村子口，然后是为了让我的电影能够拍摄顺利，所以说我洗了三张照片。这个老人看完照片之后，他说他特别喜欢，说你能不能给我一张照片，我说其实这是遗照，他说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我就送给了他一张照片。
其实在我电影里面，用的是一张黑白的照片，但是现在我选了一张彩色的，因为，虽然在我电影拍摄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但是在我的心里面他依旧是活着的。
我送给他那张照片之后，他后来觉得，他就拿着这个照片，然后在村子口给别的老人看，于是在我拍电影的那个过程中，总有其他的老人会跑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能不能帮我拍一张遗照？我说要等我拍完电影。在我整个电影拍摄结束的时候，我给这些老人拍了遗照。
起初我特别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活着的时候，在我看起来他们的身体还很好的时候，会对一张遗照那么有心思？后来我跟我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很多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这些儿女可能是几年回来一次，有的可能是这些老人去世的时候，才会匆匆赶回到村子里面。但是他们觉得在出殡前应该为自己的父母准备一张遗照，他们在家里面去找各种父母的照片，找了半天发现没有，情急之下，这些子女通常的方式都是会去到县城里面，拿着自己父母的身份证，在照相馆里面把身份证上面的那个照片放大，再放大，最后拿着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是从身份证上面扫描下来的，甚至在这些照片的脸上还压有那个长城的防伪标记。他们不希望有一天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的遗照也是从身份证上面扫描下来，带着那个长城防伪标记的照片，所以说他们让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老驴头》这个电影大致是讲，一个老人他73岁了，他有3个儿子2个女儿，但是这个老人依旧靠种两亩自留地维持他晚年的生计。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他父母的在沙漠边的祖坟快要被这个沙漠掩埋了，于是这个老人就每天奔波在这个坟地之间去治理他父母的祖坟，同时呢，国家有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所谓的土地流转政策，其实就是集中土地，让少部分有耕种能力的人去耕种，没有耕种能力的人去给这些新时代的农场主打工。对于这个老人来说，这两亩地是他晚年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产资料，地是他活着的希望，而坟，可能未来是他的归宿。于是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奔波至死。
这个电影拍摄结束之后，我每年过年还会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我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去自己家的祖坟去祭拜、去烧纸，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就是大部分的坟地都是在沙漠边上，我们总是在那个沙漠上，会碰见一些年轻人，就是茫然无助地站在硕大的一个沙丘上胡乱地烧纸，烧完纸之后他们走了，我的父母碰见他们就会寒暄几句。通过他们的寒暄，我得知其实他们是在外地打工，就是有四五年或者五六年，偶尔回来一次，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突然间发现，自己父母的祖坟已经被那个渐渐移动的沙漠给埋掉了，他们已经找不见他们父母的祖坟到底是在哪里，于是他们把整个沙丘当作他们自己父母的祖坟去祭拜。
当然有人认为说，我拍的电影是边缘化的题材，这一点我非常非常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着到目前为止近两亿的老龄化人口，在这个近两亿的老龄化人口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农村。我拍摄一部如此庞大群体的一部电影，居然会变成了边缘，请问这种边缘是谁把谁边缘化了？
在拍完这些电影的时候，我陆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小的时候，在我放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两分钟就可以回到家，但是我特别特别渴，我就真的回不到那个家里边了，就想趴在那个村子里边的小溪喝饱了水再回去。其实通常意义上，那个水是大家饮牲口的时候，会把牲口赶过来在那喝水，然后我就在那喝饱了水我回去。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小溪已经干枯没有水了，而且黄昏的时候，会有成群的骡马牛羊从这个村子的不同的四面八方回到这个村子里边，但是现在这样的景象也没有了。
我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如果说这些成群的骡马牛羊都已经没有了，按理说 它们再也不会去那个小溪里面喝水，那个小溪里面的河水应该更加充盈，涨得更加饱满才对，而且因为这些成群的骡马牛羊不可能再去沙漠边去吃草，那沙漠边的草应该长得更加丰茂才对，但是为什么那些沙漠会移动得特别特别快，就是那些在坟头上茫然无助，找不到自己父母祖坟的那些年轻人，和他们被掩埋的祖坟，以及这个村子里面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以及这些河流，牛群，羊群，其实它让我通过环境的方式看懂了人们的内心，我后来发现，其实干枯的不是小河，是因为人们的内心都已经早就干枯了，沙化的也并不是那个沙漠，是因为所有人的内心都已经在沙化了。
2010年，我住在北京，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了苏童老师的一篇小说，叫《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我在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特别意外，也有一种莫名的说不清楚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小说，但是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好像那个小说的故事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或者在你的脑海里面封存了很久很久。
这个小说的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老人，他每天会带着他的孙子和孙女到村子里面的一片湿地，就是一个池塘边的一棵树下坐着，然后去等待仙鹤，去看仙鹤。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说，这个老人是一个神经病，说他老糊涂了，他有病。然后呢，他的孙子就问他说，爷爷，你为什么会要等仙鹤来呢？老人说。如果仙鹤来，每一个仙鹤来，它就会带一个人到天上去，我也希望仙鹤能把我带到天上去，我不希望在我未来去世的时候，被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姑姑们拉到西关的火葬场火化了，然后从烟囱里面变成一股烟，然后飘走。他认为，人一旦变成一股烟，什么就都没有了。
于是，这个小孩说，那很简单，我把你藏起来，你就不会被拉到西关的火葬场。他说，我藏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找到，而且我死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阻止他们。于是这个小男孩说，很简单，我们就在这个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你躺进去，你睡在里边，然后我们把你埋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永远睡在这里，永远不会有人找到你，你就可以等仙鹤来把你带到天上去。于是，这个老人和他的孙子和孙女就很巧妙地挖了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坐进去的坑，帮助这个老人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因为这部电影，恰巧我觉得它是在讲述一个老年人晚年的精神世界的部分，而《老驴头》好像是在讲述一个老年，晚年生活物质的部分，我觉得它们冥冥中有一个内在的关系，《老驴头》的结尾恰恰好像是这个电影的开始，于是我把那些村子口每天聊天打牌的老人和那些孩子集中起来，帮我去完成这个电影。
在《老驴头》里面，那个老人每天固执地在沙漠里面去治理沙子，他把整个一个沙漠治成了田字格，但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个老人他每天固守在这个池塘边，他甚至守护这片水草，希望不要有人把它们割去喂马，因为他觉得，如果这个草被割掉了，那就意味着白鹤再也不会来到这片地方栖息，他就没有机会坐着白鹤到天上去，于是他疯癫般的去守护这片草地。其实这片草地是这个老人最后的精神家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或者理解。
我的舅爷爷是我的这部电影跟《老驴头》的主演，他就是一个农民，但是在这部电影拍摄完之后，他获得了澳大利亚一个电影节的影帝，他得了最佳男演员，当时跟他一起提名的，我印象中还有刘德华，吴彦祖之类的。
我们去澳大利亚前，正好是在中国的春节期间，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最后觉得唐装比较合适。我们找遍了县城，没有一家有唐装卖，他们告诉我说，唐装在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去世或者过寿，或者孩子结婚才可以穿，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去寿衣店。
然后我就跟我的舅爷爷去了寿衣店，寿衣店的老板给他做了这件衣服。三天后我从寿衣店拿着这件衣服，去家里面给他送这件衣服的时候，我的舅奶奶当时说了一句话，说这件衣服特别特别精神，等你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我们还找这个裁缝，把你未来的所有的寿衣全部做好。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
通过这几部电影，其实我逐渐地发现，因为在拍摄白鹤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就是大家农忙的时候，这些村民就在农忙的闲暇之余来参与这个电影的表演，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拍摄的场景周边都是庄稼地。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我作为一个导演，我跟这个村子里面的农民本质上干的工作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处理时间的问题，在讲述生命中的故事。
这些老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他们春天去地里面播撒种子，然后经过一个夏天的培育，到秋天他们去收割这些粮食，然后他们把地翻一遍，第二年重新开始。他们不断地去耕种时间，培育时间，收获时间。其实这个粮食的概念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时间和生命的结晶，他们去咀嚼这个时间，去延续他们生命的物理的时间，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
我突然间想明白了，为什么我拍摄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对于这个死亡的事情提出疑义，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他们天天都在跟生命打交道，他们每一年都在重复见证生命和时间的轮回，对他们来说，生死已经沦为日常了。
得到这个最佳男演员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回来之后，很快，我的生活，他的生活，都各自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然后又有一天，我在从北京的西土城地铁站出来，我本来已经路过了，但是我听到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声音，她在教训她的儿子，说，暑假我把你接到北京来，我带你去了游乐场，我给你买了新的衣服，我也带你吃了麦当劳，但是你这半个月时间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妈。于是我就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看了看他们，然后我走了。
我一路上想了很多，我觉得其实这个孩子只不过是这6000万的留守儿童里面的一员而已，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对于这些孩子，父母只不过是逢年过节的一个电话，或者是在家里面的一张照片而已，他们童年就是在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他们就是要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父母是不管自己父母的。突然间我会越想心里面越难受，因为这些孩子有一天都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大，他们会变成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中流砥柱，那时候，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多么强烈的恶性事件，我觉得它都是有原由的，你早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
也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老拍老人孩子啊。我虽然今年32岁，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像一个老人一样。90年我们村子有了电，所以说我的老婆总是说，我跟她妈是一个时代的人，因为她总觉得，我的童年是听她妈之前的口述里面，才能这两个童年交织在一起，于是我跟她聊不在一起的，我是跟她妈比较能聊到一起，原因是我们有童年的相似的经历。
今年我已经32岁了，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如果幸运的话，我还有40年的活头，这40年，在我幸运的状态下，我平均最快两年一部电影，我也许还有20部电影的时间，不幸运的状态下，可能我就十几部电影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这十几部电影是全部去拍摄我真正想拍摄的，或者去关注这些我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人的事情，我觉得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不想轻易地浪费掉我这十部或者二十部电影的机会。
于是，2014年我拍摄了我的一部新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将会在今年的十月份公映。
这部电影大致是在讲，两个小朋友，他们是一对兄弟，他们在草原上生活，上学。暑假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忘了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决定骑着骆驼去寻找自己在草原上的家，但是父母一直在游牧，他们并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只是之前父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放牧要迷路，你就一定要顺着河流走，就是有水的地方水草才会长得丰茂，牧人的家一定是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于是这两个小孩就顺着干枯的一条河流一直走啊走，他们骑着两峰骆驼，经过了七天六夜，展开了五百公里的回家之旅的行程。
他们就好比，爷爷带着传统已经逝去了，但是父亲又不在，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他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文化无法传承的这个时代。乡愁其实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故乡，我们失去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水草丰茂的土地。
我住在北京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原因是我每年都要去办一张暂住证，每年这个暂住证都会提醒我，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只是暂时居住在这儿而已，这儿不是你的家。
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早开始是因为我的爷爷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去买一张年画，这个年画上大部分都是印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豪华的建筑什么的。后来我真的明白了，其实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对于中国的普通的家庭来说，它真的就只是一张年画而已，但是在这个年画背后的城市，其实更多的是像《老驴头》、《白鹤》里面的老马生活的地方。
但是现在有无数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投入到这个年画般的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我们出去的时候，都将自己的乳牙丢在了我们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但是试问，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够拖着自己的躯体，把自己的躯体埋葬在你出生的那个故乡？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依靠出卖体力去城市里面换取他们认为最高昂的社会价值，但是他们有一天不能够出卖体力的时候，我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他们回到村子里面，土地已经没有了，他们怎么办？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只能在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电影里面翻来覆去。
北京这样的城市唯一能够让我感到亲切的时候，是下雨的时候，我会闻到雨滴跟水、跟草、跟泥土产生的一种土腥的味道，这会让我找回我精神上童年的味道，这个味道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突然间还有一丝亲切。虽然说我一直在拍摄一些关于农村的电影，或者是老人和孩子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件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可能其他人不这么认为。电影它除了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仅具的娱乐功能以外，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电影，了解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线上的不同纬度的别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这个世界。
3 )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片名很诗意，很小资，看完戏才知这个片名，是个反讽。
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我从未关注过中国还有一个只有一万多人的少数民族：裕固族。他们是古代回鹘人的后裔，原本世世代代都以放牧为生。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草原荒漠化日益严重，牧民原本的生活状态也遭受到极大的冲击。
以上就是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所谓“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想来描述的也应该是草原人家，主流电影对少数民族的关注一向很少，更不用说把镜头对准这种极为罕见的民族同胞了。
李睿珺导演的上一部戏我也看过，叫做《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两部戏都有个共同点，主角都不是正常成年人，而是老人与小孩。这也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两个人群，但也恰是真实社会中最缺乏关注的人群。
在中国很多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导致很多年轻人想办法外出打工，留下的只有老人与孩子，在生活上相互依靠，在情感上却不易交流，孤独感每日剧增。
“水草”里的两个孩子，一个乖巧，一个倔强，同样都是被父母“遗弃”在城市里，来自同一个家庭，却有着天生的隔阂。和“泰囧”一样，这俩人也不得不彼此纠缠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是与“泰囧”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段旅途并不好笑，反而显得沉重。荒漠、废墟、同样孤独而无奈的喇嘛、干涸的大地与病恹恹的骆驼、梦想家园与残酷世界，共同描绘出一幅当代中国西部的“沙画”。
虽然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甘肃，但其实你从北京驱车往北，跑不出两百公里，此情此景，亦随处可见。
颇为讽刺的是，在这个我们同龄人正在流行卖萌的时代，原本正处于“萌时代”的孩子却在冷酷的现实中感受苍老、荒凉，与死亡。
4 ) 于水草之上的人
两个孩子最后在河道边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手中捧着与身边其他淘金人手中一样的竹筛，远处的大货车扬起漫天的沙尘，工厂高至云霄的烟囱正不断地向外冒着浓烟——孩子们的家不再水草丰茂，新的家处在工业化巨大的影子之下。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影片多次提及孩子母亲的病危，如若以河为母，淘金人对母亲河进行的开采和破坏其实是一种隐喻。
先秦分中华九州，甘肃占据雍、凉二州，有着“雍凉之地”之称。因为土地贫瘠和水源匮乏，甘肃这片土地带来的印象是一如既往的荒芜。张佺在《水车》的歌词里写道“我把水车不停不停/不停地踩动/看那流水将那沙漠变成田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人民有着最坚韧的品格，他们用后天的勤劳去弥补自然环境的先天不足。
作家刘亮程虽生在新疆，他的文字却填补了我对生活在黄土之上的劳动人民原本枯燥的想象。他写出“人无法忍受人的荒芜”这样的句子。先天不足的自然条件是能忍受的——取水困难可以多行几里路，风沙狂怒可以将其阻挡在窗外。但如果在萧瑟的黄土风沙之中还滋长出孤独，悲伤只会变得越发茁壮——没有人情味在嘴里，日子嚼着嚼着就会冒出干涩的黄沙来。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道：“家是很容易丢掉的，人一走，家便成一幢空房子。锁住的仅仅是一房子空气，有腿的家具不会等你，有轱辘的木车不会等你，你锁住一扇门，到处都是路，一切都会走掉。门上的红油漆沿斑驳的褪色之路，木梁沿坑坑洼洼的腐朽之路，泥墙沿深深浅浅的风化之路，箱子里的钱和票据沿发黄的作废之路……无穷无尽的走啊。”
虽没有生于黄土之上，但乡愁其实都是一样的。
5 ) 专访李睿珺：我很难成为阿巴斯 可他也做不了李睿珺
在这个略感秋凉的十月份，中国的艺术电影突然迎来了春天。多部高质量的艺术电影爆发式地接连公映，让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电影的盛世真的已经到来了！不过相比起引发影迷狂欢的《心迷宫》，或者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要低调得多。
没有“平顶山科恩”或者“科长”这样的头衔，也没有二人处女作便一飞冲天的喷涌，来自于甘肃农村的李睿珺走的是一种更加稳扎稳打的路线，刚刚32岁的他如今已经是四部长片的导演，尽管他拍片的速度并不快，但贵在扎实，每一部作品都收获了不错的评价。从《夏至》的初试啼声，到《老驴头》的崭露头角，再到名字同样不那么容易记住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时，李睿珺在中国独立电影界已经打响了自己的招牌。终于，《水草丰茂》在参加无数电影节和影展之后，李睿珺导演能够第一次走入院线，接受市场的考验。
平日里的李睿珺，低调得让人看不出这是一个特别文艺范儿的导演，甚至还闹出过被影院工作人员拉去帮忙检票的尴尬。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平和地娓娓道来，一如他的电影风格般稳重，不过“我成不了阿巴斯、小津，他们也做不了我”这样的豪情壮志也可以看出这个文艺导演身上蕴藏的能量。这次专访长达一个小时，记者试图全面的还原李睿珺导演和他的这部“西部少年派”。 聊电影：生活本来就很魔幻 记者：开始的时候有个老师在讲课，教授的是现代化教育，关于爱国情绪的培养，说祖国是母亲，最后那个老喇嘛，他又说母亲是大自然。设置这种冲突，您是怎么考虑的？您是不是其实更偏向于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否定？ 李睿珺：也不完全是否定，这两者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你很难说谁对谁错，没办法简单的只去谈一个问题，它一定会牵扯很多东西。很难说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诱发。好比你心脏不舒服，医生会告诉你原因一二三，可能不只是一个诱因。除非出车祸，就是一辆车撞到的，不是两辆三辆。所以很难就抛开其它单独去谈。当然我会很高兴有人能解读出来，有的人看不出来也无所谓，观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理解到什么程度。
记者：所以您就把两方面都摆在那里，就是让观众自己理解。 李睿珺：对，其实我不想给观众一个固定的模式。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没有什么对和错。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很开放的，如果我闭合在某一点上，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一种强迫。我觉得就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都不一样，那他们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但整体看您还是有些偏向于老喇嘛的立场。 李睿珺：的确会有一点。我觉得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一直往一个方向跑，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然任何发展都是矛盾的，那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东西会被抛弃。我们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停下来发展的脚步，但发展势必就会造成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辩证的理论关系。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东西能够被保留下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最后那一场戏，一瞬间就起来那么多工厂，这种很魔幻的拍法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李睿珺：对呀，这部《水草丰茂》中有很多魔幻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本来很魔幻，可能你出差几个月，回来发现房子没了，突然起了一片楼，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记者：片中用到了白马这个意象，很多导演在拍孩子题材的电影里会用白马的意象。 李睿珺：其实是因为情节的需要，剧情到那儿白马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并不是刻意去设计的。 其实我的电影里面一直都有动物，《老驴头》里的驴、《白鹤》里的仙鹤，再到《水草丰茂》里的骆驼和马，这都是电影里需要的，我不会硬生生塞一匹没有关系的马进来。
记者：但夜里白马出现的那场戏，就挺魔幻的。 李睿珺：对，那场戏它有几层意思。首先白马是爷爷，回来安抚孩子的情绪，告诉他们要一直走下去。包括我们用了铃铛的声音，片子中有几种不同铃铛的声音你可以去辨别，马的铃铛的声音是比较独特的，空明的，声音小的，相对还比较安静的。 比如哥哥在那个废墟里面的时候，听见那叮铃叮铃声就是马的铃铛发出声音，观众如果没注意到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记者：那个气球是想表达什么呢？ 李睿珺：那是个气象探空气球。因为西部有些地域非常大，不可能派人过去实地勘察，就会放气球，它会把数据发回去。完成任务后，气球它就会自然地落下去。 这其实就是营造了一种超现实感，当然也有现实方面的考量，代表新事物的到来，科技的诞生，当然你也可以跳出局限去想更远的东西，就是魔幻的那一层。
记者：两个人骑骆驼的那个长镜头，让人感觉很像是骑在骆驼上拍的。 李睿珺：没有没有。我们本来想用斯坦尼康的，但由于定器材定的有些晚，没能赶得上那个镜头。最后摄影师就用肩扛的方法拍的，就故意处理地看上去和骆驼的起伏相似。拍电影的时候肯定得有取舍，很难满足所有的观众。我们会在客观的条件上，去实现我们认为的最好方式。
记者：片中很多的调度，都可以看出来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尤其是最后那场采石场的戏，调度非常强。想问一下最后一场戏筹备的时间和难度。 李睿珺：那场戏拍了一天。我们很早就开始筹备，踩完点之后去布景，把所有的道具都准备好以后就开始试戏。然后正式开拍，我印象中那个镜头拍了六七条吧。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演员的问题，或者斯坦尼康的问题，因为地不平摄影师可能崴了脚，又或者骆驼的屁股正好把演员挡住了，总之片场会有各种小意外。 聊演员：弟弟演完电影后生活一如往常 记者：那两个小演员，尤其弟弟的表演特别好，据说您专门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训练他们？ 李睿珺：弟弟他本身就是那个村子的人，他之前也演了我的上一部电影《白鹤》。所以他是有一些表演经验的。当然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方式是不同的，那他就需要转换。 我的方式是先选合适的孩子，选到之后会去读剧本，反复给他讲戏，让他对故事有个整体上的概念，反过来他会对我有反馈，我就看他能不能记住。之后就是背台词、排练，我们像排话剧一样去排练，再然后就去训练骑骆驼等等。
记者：已经有人认为弟弟应该是今年的最佳男演员。 李睿珺：他表演的那么好，当然应该是。曾经有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鹤》里的老爷爷不是在澳大利亚得了最佳男演员嘛，回来的时候正好过年，大家就一起吃饭。小男孩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奖？是不是你们把我的奖杯拿走了？”那时候他还很小嘛，不能理解。我就说，爷爷年纪大了，可能再演几年就演不了了。你还小啊，还有很多机会。
记者：那弟弟跟老喇嘛两个人在演了电影之后，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李睿珺：他们还住在村子里面，跟往常一样生活。
记者：没有其它电影找他们拍戏吗？ 李睿珺：没有，可能因为村子里的信息也比较闭塞，他们也没把这当大事，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孩子们也都很低调，在学校里面不会拿这个事情去炫耀。他们特别懂事，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比如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怕他会耽误学习，所以在休息之余会帮他补习，布置些作业然后辅导功课。到最后一共耽误了20多天课，但回学校考试的时候他还前进了好几个名次。他是一个学习非常用心的孩子。
记者：小演员在影片中说话挺急促的，是当地的说话方式就那样，还是故意设计的？ 李睿珺：可能跟弟弟他自己说话的状态有关系。而且我们当地人说方言的时候都会比较快。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以一个真实的状态去呈现。可能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快。下次我会尝试让他们慢一点。
记者：弟弟前后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是太统一，马就那样放走了，钱也就扔到地上，并不在意这些；但他会嫉妒父母给哥哥买东西。 李睿珺：首先这个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放生是为了积德，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然后其实白马就象征着是爷爷嘛，当然要让它回归自由。 然后他又是一个孩子，他又会对一件衣服斤斤计较，这就是孩子，喜怒无常。他们可能为了一件小事打得头破血流，或许过一会又如胶似漆了。孩子有时候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他们不会思考这些复杂的东西。 解析主题：很多东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有一种感觉，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可以拿来跟美国的西部片做对比。但美国西部片通常都比较浪漫，中国的会贫瘠些。 李睿珺：可能的确会比较现实主义吧。但中国也有拍得很浪漫的西部电影，比如何平拍的《双旗镇刀客》，也是在这里拍的，包括后来的《天地英雄》，都有很多浪漫的成分在里面。 可能因为大家看到的西部电影，跟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其实也还有别的很多片子，包括像高群书的《西风烈》、宁浩的《无人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导演的拍法不一样，决定了它的处理方式会不一样。就好比做饭，拿到的材料不一样，处理材料的方法肯定也不一样，不会说按照一套方法去处理所有的食材的。
记者：《水草丰茂》比《白鹤》的命题更加宏大，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把握更深远的命题了？ 李睿珺：我想要拍这个故事，写了剧本之后就拍了，也没有刻意的要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其实所有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努力，肯下工夫，我觉得都能做得成。电影也是这样，本身电影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总要去尝试，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记者：电影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它还是扎根于现实的。 李睿珺：当然，电影首先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它就会跟现实有关系。除非是外太空的星系，它跟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只能靠幻想，幻想也许有人爱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太虚假了，跟生活没关系。
记者：在那个洞穴里面有玄奘取经的壁画，应该是有所表达的吧？ 李睿珺：那里用了白马驮经的典故。这个地方有很多寺庙，是唐僧路过时，要安放舍利而兴建的。所以说这片土地上，佛教文化曾经非常的兴盛，包括莫高窟的东西是从这过去的，电影中出现那些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版的白马驮经，是在沙漠里面他俩出现的幻觉，也算对马的一个交待。 在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好像没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又留下了很多遗迹。我们可以去想象过去这片土地发生过什么，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比方说马，过去有，现在依旧还有，作为运输工具，它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穿梭，但是有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所以贴在墙上的人民公社报纸也是一样的道理？ 李睿珺：那个是我们就是选到了这样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覆盖了另外的文明，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报纸脱落的地方，下面还有壁画呢。那些报纸全都真实存在，就是那个年代贴上去的，还真不是我们做的，就是碰巧发现了。原来还苦恼怎么体现文化交替，正好这洞窟里面有很多，朋友去那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就拍了照片给我看，我自己跑到那里一看，非常真实，就用到电影里了。 谈特效：写剧本时不考虑资金 钱多实现得就好 记者：一开始的壁画特效，是不是已经暗藏了故事的结局？ 李睿珺：其实它就是一个民族的背影，这么从斑驳的历史中走来的一个民族。
记者：很少有独立电影会使用像片头的那种特效，那一段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李睿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剧本里面并没有这一场段。后来跟方总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缺点什么东西。那时候已经剪完片了，我们就想看看后期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补救。讨论之后，最后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因为电影中就已经有很多斑驳的壁画。用壁画开篇跟影片的主题比较贴合。
记者：说到特效就少不了那场草地的戏。 李睿珺：草地的那场戏是本来剧本里面就有的。弟弟他其实是走入了自己的回忆，那是一段很超现实的情节，为了表现现实跟过去的一种对比的关系。
记者：感觉《水草丰茂》的资金投入比你之前的作品都大许多，所以在创作上可以自由一些？ 李睿珺：对，是这样的。我写剧本时候并没有考虑资金问题。如果资金丰富，就能实现得比较好，如果资金紧张，可能会打一些折扣。但电影总归还是要拍的，就是剧本的呈现程度上会有不同。 论大师：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 可他也做不了李睿珺 记者：很多人都说您有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的影子，而这一部您又合作了伊朗的配乐大师亚丹尼安，他是阿巴斯的御用，《水草丰茂》或多或少有些阿巴斯的气质。您觉得自己受这些大师的影响有多少？ 李睿珺：你提到的这些名字，像小津、侯孝贤、阿巴斯，我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那已经是60年前的电影了，我们却依然会发现，它的故事现在正在身边发生，依旧适用于当代中国。因为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种穿越感。不过任何国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早有的晚。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展现的情感是普世的。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可能《东京物语》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看电影之前都没去过日本，但是也会看得特别感动。我的确特别喜欢这几个导演，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影响了我的创作。
记者：《水草丰茂》里的室内戏，很多镜头的确很像小津安二郎的视角。 李睿珺：我倒是没考虑过是按照小津安二郎还是按照谁的方式去拍，因为我拍的是我写的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当然在这个时代，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也很难成为侯孝贤、阿巴斯，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成为李睿珺，对吧。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做好自己就好了。这个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在片场，有时候我可能会改进度，脑子里想象的，包括设计的景、拍摄角度，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得有调整。拍电影就是这样，它会跟实景有很大关系。 我每次都是先写完剧本，再去想所有的镜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就是去选景。选完景之后，会发现其实想象中的东西，跟选完的景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每次选完景之后，回来会去调整剧本，根据景去调整，让剧情跟景更自然的融合。即便调整完了，可能到现场还要再去调整，甚至可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通篇会有一个大局上的考量，因为我的镜头语言毕竟是有统一性的。不能一会是这样，一会又那样，那不行。
记者：您的电影以长镜头为主，以及一些定格镜头和横移镜头。还有挺多的俯拍，但不是上帝视角，感觉像幽灵在那里观察。 李睿珺：《水草丰茂》中，在路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移动镜头就会相应多一些。而《白鹤》本身固定的戏比较多，我会根据不同的戏去处理镜头的形式。所有电影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我永远不会做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 你刚刚说的俯拍，我有过考量，一个是场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也许是奶奶的，也许是母亲的，因为奶奶跟母亲都曾出现过。有时候我们会感知到一些东西，但或许它可能并不真的存在。
记者：感觉比较玄妙。 李睿珺：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玄的感觉。 自我定位：无所谓别人如何议论自己 不可能封住所有人的嘴 记者：有很多专注于拍西部故事的导演，比如像贾樟柯他是汾阳人，他的电影或多或少的会有关于山西的情节。那像您拍到现在也都是聚焦张掖这片土地，所以您以后都会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吗？ 李睿珺：我也有一些计划不是关于张掖的。有些故事未必就适合在张掖拍，我个人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会根据题材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量体裁衣吧。
记者：回到贾樟柯，他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但国内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拍的电影是电影节定制电影，对此您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不光是贾樟柯，从张艺谋早期就一直存在。
记者：您也是走电影节路线的。 李睿珺：当然也会有人议论我，我无所谓。你不能封住所有人的嘴，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我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行，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什么。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拍现实题材的电影，这种事是否难以避免？ 李睿珺：现在市场上的主流电影都跟现实没太大关系，我做一个这样的文艺片，难免有人有不同的想法。对于一部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记者：像您之前参加过的青年影展，现在走出来很多导演。像郝杰就比较顺利，他的新片会有明星加盟。郝杰走的就是独立导演出身，慢慢地走上商业的道路，那您对此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事情很正常啊。如果拍一个层次感特别强的戏，非职业演员是演不了的，必须得用职业演员，而像《水草丰茂》，非职业演员演起来效果就会更好。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得去考虑电影题材本身。我永远是去找和题材气质相符合的演员，而不会考虑他是不是明星，那都不重要。
记者：像郝杰的作品口碑一直都还不错，但青年影展也有出来一些导演，像胡笳这样，他去拍了《奔跑吧！兄弟》大电影。 李睿珺：啊，那个我还真不了解。
记者：您怎么看待独立导演去拍这样的电影？ 李睿珺：其实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的想法。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有人喜欢吃粤菜，自己想明白就好。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觉得不是被别人逼迫着做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记者：像《少年班》的新人导演肖洋也是剪辑出身，他也说自己穷的时候剪过婚庆片，拍一些小广告。那在您看来新导演成名之前，是不是必须得经历这些阶段？ 李睿珺：除非是富二代，不然人总要过生活。其实做那些也没什么，不过因为身份是导演嘛，人们就会更多的关注，好像有多传奇、多伟大，其实那就是正常的生活。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特别自然的一个事情。如果当时没别的工作，有这么一个活儿能够维持生活，靠自己的能力赚取报酬，也不有丢人啊。 议市场：观众看电影就像找小姐 记者：您之前说过会去电影院看《分手大师》这样的电影，去观察这些电影的受众，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看这种电影。但你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拍出来的电影还是对于普通观众有一定距离，会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两者看上去挺矛盾的。 李睿珺：没有，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普通观众，那只是观众认为我拒绝了他。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某种类型的电影，而我却拍了一部《水草丰茂》，观众也许会觉得我是在拒绝他们。就好比一个地方全是吃川菜的，我突然开了一家粤菜馆，当地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拒绝他。不，我只是在丰富他们的口味而已，希望观众有更多的选择。
记者：您曾说过现在中国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就像找小姐，是花钱找乐子的。 李睿珺：对，观众会觉得进影院看电影就是放松的嘛，花了钱看到想看的电影，享受到服务，很正常。
记者：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烂片，观众都去骂他们，票房却特别好，他们花钱并没有找到乐子。 李睿珺：他们去骂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找乐子的方式，找乐子不一定非得逗他们开心。观众只是用了另一种的方式去宣泄情绪，其实就是在找乐子，是一样的。电影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跟唱KTV是一样的，也不管看的是好片烂片。 放眼未来：也许去拍科幻片 记者：传言您要拍关于农二代的题材。 李睿珺：是是是，我之前的确有这个打算，要拍关于农二代的电影。
记者：还有个是战地的当事人。 李睿珺：对，是一个战地记者的故事，这几个计划都是不一样的题材。
记者：这些都在计划中？ 李睿珺：对，我甚至还想过有没有可能拍科幻片，这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科幻这部分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吗？现在有好几个导演都在做科幻片，好像大家对科幻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了。 李睿珺：科幻其实是源于我在好几年前的一个想法，大致就是讲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故事。但我其实觉得这个项目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我只是想说我会有不同的想法，并不是局限于文艺片这种类型。
记者：这么多项目中，哪一部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李睿珺：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在推进之中，也许我特别想拍的没成，反而不在我计划之内会突然冒出来。我原先是没有《白鹤》这个计划的。我在修改《水草丰茂》的剧本时，看到一部小说还挺好的，就觉得暂时还拍不了《水草丰茂》，但是能拍《白鹤》，便先拍了《白鹤》。拍电影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原载于凤凰娱乐 http://ent.ifeng.com/movie/dianyingrenzaixian/special/dyrzx119/
6 ) 沙漠奥德赛
片中的另一辆大卡车出现在此后不久，爷爷骑着白马，立于坡头，眺望着它满载群羊远去。大卡车把属于草原的一切都带走了，水、草、爷爷因井水干涸而卖掉的最后一只小羊，也带走了爷爷生前的最后一个背影。留下一个枯黄的世界。
爷爷的过世在小孩眼中过于突然——老师让阿迪克尔去喊爷爷来办公室一趟，下一幕便是他看到喇嘛念经，亲人盛装，爷爷躺在床上，巴特尔在为他烧纸祭奠。然而伏笔是有的，阿爸到镇上给阿妈抓药时，医生对阿爸说，也带爷爷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实际上爷爷和阿妈一样，都已积重难返。这幅场景拍的有些生硬，确切的说，在两个孩子开启归家之路以前，几个大人（阿爸、老师、医生）的出镜都不太自然，阿爸在炕上和爷爷说家常时神色不定，避着镜头，老师过于紧张而口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只有在李睿珺电影里演过三回的爷爷丝毫不露怯意。尽管如此，这些情节足够交代了三代裕固族人捉襟见肘的生活现状：爷爷住在镇子附近，因缺水而卖完了羊；阿爸阿妈去越来越远的草原放牧；同在一个小学的兄弟俩由于从小被爷爷和父母分开抚养而互生怨恨。爷爷和阿妈都生病了，爷爷希望哥哥暑假能回家看望阿妈。
考完试，家长们接孩子回家（不懂他们为何要盛装出席，略显刻意），如同《白鹤》一样，无人管教的暑假开始了。弟弟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宿舍里，还是决定收拾行李牵回骆驼，带哥哥一起回家看阿妈，寻找爷爷口中他们那水草丰茂的家。认定遭父母抛弃的哥哥起初并不同意，直到弟弟在门前坐了一晚，本着带爷爷的灵魂回家/草原的心愿，他们一人牵着一匹骆驼，开始了最古典的公路之旅，一次沙漠中的奥德赛。
从镇子到草原，实际上是一条逆时间的寻根冒险。兄弟俩走过郊外，露宿废弃的房屋，弟弟从被遗弃的相片里发现，这是他们的伙伴小胖旧时居住过的村庄；他们走过荒野，在风蚀严重的山洞里看到祖先的壁画，镜头随着哥哥手里的电筒细细探照着留在墙上的古老的故事：野望侯张骞出使西夏国图景；他们在濒死的骆驼的指引下来到昔日的黄金牧场，如今的沙漠；直到路过遗世独立的寺庙，这里的喇嘛也纷纷逃向城镇，留下一座空庙。他们路过干涸的井，地下的河，每一处都在求生存的同时，不忘以儿童的天性历险和把玩。每走一步，都意味着离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先，他们最初的生活模样更近一点（尽管最终可能面临着不能承受的虚无）。每走一步，都意识到家的范围如何越来越小，文明源头如何越来越远。蜡烛红光中，不愿离开的老阿卡（喇嘛）道出了真理：父亲是草，母亲是水。而今母亲生病了，我们要虔诚祈祷。尽管不免有些生硬的说教意味，但是顾不得这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家庭关系的宏观比对，每一个成员都匹配着一种工整的隐喻。阿迪克尔和巴特尔的阿妈生病，正是他们的家园的干枯，暗示着与之息息相关的阿爸无法维持游牧业。水干草退，文明消亡，人们不再记得祖先的语言和生计，不再游牧，拥挤在狭小的镇子里，直到有一天狭小的镇子也被沙漠化吞噬，人们离开乡土，前往新地。祖先的后代成了永恒的流民，而他们不会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
与此同时，兄弟间感情的微妙变化，和他们身处的环境是一致的。儿童的天真和任性让他们的互动构成一路上生动的笑点，稀释了荒野求生的紧张感和亟待归家的迫切心情。起初弟弟百般热情，哥哥冷面相对，如同缺水的环境一样，两人有一种随时可能爆发分离的潜在危机。迷路后发生争执，两人寻求共存又相互警惕，关系始终不平稳。直到巴特尔偷换了水壶，阿迪克尔骆驼的奄奄一息，这种僵局终于到了冲突时刻。沙漠中的打斗宣泄了彼此心中长久的嫉妒和怨恨，哥哥的弃之而去又让两人关系互换——弟弟冷漠，哥哥愧疚。而寺庙的重逢，让哥哥从喇嘛那里懂得了归家的意义。一匹新的骆驼，充足的水，让他们的感情得到新的润泽，起了生色，重新上路。当哥哥假装系鞋带让弟弟去捡气球盒子，当两人玩溜溜球的影子投射在夜晚的白气球上，情感弥合，我们似乎感到这趟归家之路不再遥远。
看到树木，经过河谷，人们在水里淘金。弟弟为哥哥描述着那个即将到来的美好的家，“我们能在天黑赶到的话，阿爸从草原上放羊回来，就能吃上阿妈做的香饭”。最残暴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和弟弟同时惊呆了，转过身来的淘金工人之一是阿爸，他仍然戴着牧民的头巾，但是身边没有牛羊，没有草，只有被凿穿的河谷，手里的石子。我们往往因为在路上走了太久，把目的地当成确信的稻草，久之就忘了它可能不会存在的几率。兄弟俩的小理想打碎了，爷爷口中还在游牧的爸爸，喇嘛口中值得尊敬的最后的牧羊人，原来早就不在了。他和镇子里的人一样，谋着为更远的城市里的人服务的生计。即便走到文明的最核心，文明仍然不知所踪。这一击是异常沉重的。
据说倒数第二个镜头是制片人方励给加的，为了让大家更明确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剥夺，让弟弟望着远处的工厂和烟囱。我倒感觉不必。直接跟着最后一幕兄弟俩跟着疾步的阿爸走向消失就足够了。自然环境的削损背后，呼唤着一种更大的古老文明的全然溃败，没有草原，没有马背上的民族，没了历史，没了未来。乡愁式的虚无追溯，是不需要作出抵抗姿态的，极大程度是因为做不出。
片子一开场就给出了裕固族的信息。作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突厥的后裔，裕固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仅存一万四千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已经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爷爷的去世，喇嘛的搬迁，阿爸的改行，兄弟俩的乡镇成长经历，都诉说着这个民族的日渐消亡。 哥哥巴特尔和弟弟阿迪克尔身上，各承载着不同的角色责任。阿迪克尔是了解草原文化的，种种超现实元素的运用，映照出他心里种着的一片大草原。课堂上望着窗外的阿爸，他望出了一家人的游牧场景。骆驼回归故地，让他想象着曾经的夏日黄金牧场。给哥哥讲述阿爸阿妈的家时，幸福生活的场景早已浮现。他骑马，他不允许骆驼倌给骆驼膝盖前装木条，他看/梦到了爷爷的灵魂变成白马跑回来，他为死去的骆驼痛哭，以及那些反复出现的他站在高处眺望远方的身影。阿迪克尔是草原的后人，所以看到阿爸在淘金时，镜头给了他全然呆滞的表情，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回归者，家的崩塌对他而言太惨重了，他回不去了，他成了草原之外的流浪者。而哥哥巴特尔本身并无草原经验，他更具有现代人的特质，执拗，重视自己的想法，掩饰感情，偶尔自私。他更像被设置成一个游历者、冒险者，所以镜头借他之眼去浏览那些古老的壁画，去穿过寺庙的一个个门洞，去领悟喇嘛的教导。他的失落来自外部，来自亲眼见证的归家意义的丢失。而弟弟面临的是信仰的灭亡。奥德赛的兄弟并行是非常好的设计，内部的张力得到展现，又不断得到相互补充。寻根不止于寻的姿态，还囊括了主体的学习过程。
关于这个家园失落的乡愁故事，尽管有叫人微词之处，李睿珺仍然精心编织了一个惊艳的故事，给了极棒的结局。相较上一部《白鹤》，整体上精进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影像的饱和度并不像之前那么高（在我看来鲜黄鲜绿绝不是《白鹤》的影像优点，而这次黄沙弥漫还原了灰头土脸的本色）。伊朗人Peyman Yazda的配乐哀怨绵长又不失神秘恐怖，也很好地配合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趣味（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换一个更哀怨的伊朗电影式题目《何处是我阿爸阿妈的家》）。
李睿珺关注老人和小孩，总是以他们为出口探寻正在丢失的东西。在大量乡愁叙事中，做一个朴素、扎实、忠诚的还原是很重要、也很难的。我们最不需要阐释，其次不需要滥情，相比之下说教反而更容易被原谅。比如和《我故乡死亡的四种方式》那种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式表达相比，他充满了诚意、反思和责任，又绝不放大个人情怀。据说李睿珺的下一部作品要离开甘肃，讲两个战地记者在海外报导的故事。那么看起来他的故乡三部曲《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正式完结了。我总觉得等以后他颇有名气了（放映厅能坐满了），人们一定会拿他和早期的贾樟柯相比，事实上他们的电影探索确实相似：内陆乡愁，好剧本，群众演员，方言；甚至连出道路径也一致：海外电影节、稳定投资方。然而李睿珺似乎看得更深远，不仅仅看这个世纪以内的事。他的关注颇为原始，这不是一种转型期的振荡，倒像是一种颠覆和灭亡，也许跟他更为内陆有关（？）。
从山西到甘肃，是否还有更值得关注的内陆乡愁，关于宗教或民族或日常生活的样态，我不知道能不能看马润生的了。
《电影世界》2015年10月刊
几点补充：
《水草》放映的第二天晚上，浦东芳草路一家小小的青年空间放映了《老驴头》。李睿珺也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这地方很远，这天下着大雨，来的人不到十个。没想到李睿珺也是单枪匹马坐地铁来的，在末班车上我把想问的都问全了。文中提到的几个疑惑也得到了解答。
关于阿爸表情的不自然，这是我观影不够细致的误解。导演解释说这是他特意要求阿爸这么演的，仓皇失措，心里没底。因为那时候阿爸已经是淘金工人了，他每次回镇子上，其实都在编造他还在坚持游牧的假象，因此他说到自己去更高更远的地方时，言语迟钝，神情紧张。一个细节是，阿爸送兄弟俩回学校时，给他们脖子里一人套了一个小金锁，这其实也在暗示阿爸的淘金工作。关于之后的震惊，回头想想，伏笔是很扎实细致的。
关于放暑假前，教室外面接孩子的家长都穿着隆重的民族服饰，我以为略刻意。导演解释说这是个巧合。找群众演员那天正好是当地一个民俗节日，所以大家都穿得很正式…而不是有意展现裕固族文化之类的用意…
导演是个直接艺术家，朴素、扎实，没架子，有野心，单枪匹马，能写好剧本。他说故乡并不是只有三部曲，脑子里有七八个甘肃故事。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看到。
好过导演前作。家乡的消失、水草的风化、河流的干涸与工厂的建成，通过兄弟俩的在路上全数展现。旅程搭载着梦想与焦虑，哀叹着游牧民族的消失和生态的破坏。壁画部分稍显笨拙，僧人指路与河水嬉闹算是一种救赎吧。伊朗老伙伴Peyman Yazda哀怨的民族音乐加分不少。
骆驼兄弟，草原民族的挽歌。何处是我家，中国儿童电影新方向（- -！）。看着导演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好，这大概是最有力的推荐理由。不足之处还是中段冲突太弱，包括虽然知道小兄弟的情感羁绊，可是缘由略显不足。比较神的是父亲现身，戏水像《赞美聪慧》，结尾似《蒙古精神》
美学上挺喜欢，内容太硬了，和自然风凑一起显得拧巴；兄弟公路片的主线是惊喜，残垣断壁有鬼魅气息；想想还是打个四星，因为这片子应该去大银幕看
比我乘白鹤去了更好，依旧关注孩子、老人、地域文化、生命与环境的起始和终结。有伊朗儿童电影般的纯真朴实，两个小演员特别棒，李睿珺指导演员很厉害。 他说花了两个月时间训练孩子和骆驼，教他们说自己民族的语言，“裕固族曾有自己的国家，现在只剩一万四千人。”导演上个短片《礼物》也是这主题
兄弟俩穿过沙堆追骆驼那场戏非常震撼，有一刹那遁入历史化空间的幻觉
阿迪克尔那个小朋友演得非常好。关于马的镜头都极其诗意，仿佛梦境。拍得清晰、果断。果断这一点尤其不容易。但这个主题本身有它自己无法避免的单调和干燥。
#丝路电影节#
更成熟的作品。人一生只拍一部作品，李睿珺倒是有这么点意思。片子里面以孩子为视角，去表现一个大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水草丰茂的地方才是家，但是现实却不尽如此…
驼铃声声，载着两兄弟关于家的向往；黄沙漫漫，根植着人与土地最原始的信仰。西北群山荒芜草原退化，以草地为父河流为母的人们面临生存困境。一路上干涸的枯井、白色的沙原、空荡的鬼城村落无一不在无声控诉；两兄弟从怨怼争执到和解，满是童趣。倘若剧情多些冲突不要像土地那么干瘪，选去申奥都靠谱。
另类的“公路片”，归家之路也是两兄弟和解之路，小孩子间的微妙感情，导演把握的相当好。喜欢戛然而止的结尾：归家之路上田园牧歌的想象最终撞上的是传统生活方式无法继续的现实，但终究他们是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许这就已足够。明显的缺点是音乐太煽情。记忆与social-ecological system。
家在哪里？家在梦里。
空灵的笛声、鼓点、驼铃，配乐绝赞。默默忍受和付出的弟弟，沟通很少却有关心的哥哥，骑着骆驼，踏上征程…孤独的白马，空旷的沙漠，路过的僧人，残垣断壁，遗弃的喇嘛庙，没落的石窟和褪去的壁画…依随丝绸之路踏过惆怅的历史，回到生机绿地，那曾经的黄金牧场夏日塔拉。“把灵魂带回草原，就是回家”
并不太好。有很多东西非常刻意，比如开头对于历史的介绍。落后的草原文明被现代性所侵蚀，是必然的，直到现在，这些艺术片导演仍然流露出一种对田园牧歌非常浅层次的不舍，这一点是电影很大的问题。它并不深刻。更何况故事本身如此闷。
18块一张票，影厅里依然没多少人，毕竟这样一部文艺片很难讨好大众。影厅里始终很安静，一如影片舒缓流畅。简单的故事，很少的演员，格局却不小，导演在镜头语言上着实精雕细琢了一番。片子确实闷，可是又难以自持地被吸引。电影结束后，影厅响起了稀疏又笃定的掌声，我想这是对国内独立电影的致敬吧。
比白鹤格局要大，从兄弟俩的荒漠之行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境地正在消亡，回忆里的绿草地以及墙上残存的壁画都是这个民族曾经兴盛的佐证，可惜结尾父亲跻身于淘金者的洪流已经说明了游牧民族的没落，导演能够关注到这个特殊的族群是件特别令人敬佩的事情，两位小演员尤其是弟弟表现得也很好。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上映时，放的地方少，时间短，没赶上，当时本地影院经理朋友还到处借拷贝，准备放，好像也没实现。李睿珺越拍越好了，故事这么轻巧却容纳如此沉郁的命题，老人纷纷逝去故乡渐渐荒芜，身为边地少数民族，有几处挺感触。汤龙小朋友马兴春老爷子“白鹤”时的亲切感犹在，演得真好。
一直以为是受害者和最后的坚守，到头来却发现成为了帮凶，而那种被动更是无奈。小朋友也是这么想的吧，但爸爸终究是爸爸，一起回家的脚步就轻快多了。之前上映时做过活动，看了一半，最近才补全。卡斯成了后来《白鹤》的“原班人马”（额，马不确定是不是同一匹）。作为首部长片，这样没有什么野心的故事真的很适合，朴实而有特色，坚定明确地做自己想要的东西。叙事逻辑还有点不通顺的地方，不过也不是特别严重，汤龙小朋友很好地把握住了那种生存能力很强的憨憨特质，另一位稍微有一点欠火候（希望他看到不要伤心）。
我有时候觉得豆瓣最好看的电影就是7.6-8.0之间的那些电影！这个太好看了！弟弟最后看到淘金的时候，机位！那个镜头赞爆了，整个电影除了教室和葬礼的镜头，没有超过五个人的镜头，但是到这人一下子多起来了然后那个机位的走向，太魔了！导演好牛逼！还记得费里尼的八部半么！还像现代启示录
放牧时如果迷路，一定要顺着河流走，有水的地方水草才会茂盛，而牧民的家就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当最后兄弟俩历经险阻终得回归故土的一刻，家早已被工业化的各类厂房悉数占盖，真是令人唏嘘，讽刺得又想哭又好笑。
喜欢兄弟俩中间恍惚看到几个僧侣的镜头，一开始让人以为是幻觉，这个细节后来是喇嘛寺庙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