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镇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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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标题和内容略有删改

开宗明义地说，《永安镇故事集》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导演魏书钧接连用两部长片(上一部是《野马分鬃》)，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渐渐建构个人风格。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魏书钧的短片《延边少年》和长片《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都获得了入围戛纳电影节的荣誉（非主竞赛）。2020年，《野马分鬃》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从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一众“闷片”中脱颖而出，拿到最佳男演员奖。这部以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为主角的电影，加入了大量的迷影梗，有导演魏书钧个人的成长经验。

对于影迷来说，《野马分鬃》的故事格外亲切，有共鸣，但对普通观众而言，却如隔靴搔痒。因此，口碑比较两极分化。不过作为处女长片，它足够体现导演的才华，一鸣惊人，引起影迷对他的期待和关注。

《永安镇故事集》带着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荣誉和魏书钧业已积累的个人光环，是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最受影迷期待的华语电影。本身，观众的期待往往是个“危险”因素，容易出现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的现象，但《永安镇故事集》稳住了，众望所归，一骑绝尘。媒体场和观众场的放映都反响甚好，掌声和笑声不断。

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看待这一反响。影展的主体观众是电影从业者和影迷，本片对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影评人等的讽刺（或者更应该说是魏书钧对拍电影过程的自嘲），更能挑动他们兴奋的情绪。尤其是考虑到影展放映的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的“闷片”，本片一枝独秀，非常讨喜，轻松、搞笑、嘲弄现实，既将观众从“不快乐”中解救出来，也揶揄了一把生活和影视行业风气。

永安镇发生了什么

《永安镇故事集》是导演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在漫长而纠结的剧本修改过程中的灵光乍现。他们迅速抓住这一灵光，推翻了之前已经进入拍摄地，筹备了17天的电影，从头来过，仅用三天的时间便写出了新剧本，然后一鼓作气，拍出了这部令人兴奋的幽默与讽刺的《永安镇故事集》。这部意外之作，是导演和编剧的才华与个性碰撞出的化学反应，可遇不可求。

影片由三个故事组成：小镇一家餐馆里的年轻母亲被电影剧组吸引，渐渐燃起一股冲破原本枯燥生活的欲望；回到家乡拍片的女明星，想要找回某些失去的过往，却因大明星身份被儿时的玩伴热情招待，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电影即将开机，导演和编剧还在为剧本修改争吵不休，越吵越激烈，两人创作观的碰撞，既映射了创作者的困境，也将前面两个故事的内核凸显出来。

在前两个故事里，女性被卷入了两种生活的冲撞中。小镇餐馆的年轻母亲，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操持餐馆杂事，未来她将是餐馆的老板娘——媳妇熬成婆。

相比于周围人，这个年轻母亲穿得略显艳丽，与其所处环境稍显格格不入，但可以想象，不久之后，她的与众不同就会被抹去。来小镇拍片的剧组找她帮忙试妆，释放了她从现在的生活中逃出来的欲望。恰在此时，女明星进组——她只不过是女明星体验生活的“模板”。正如片中编剧所说，人们在永安镇什么也没有发生，不得不按照惯性生活。

女明星是在这个小镇长大的，她摆脱了这里的生活惯性，却好像又在另一个惯性里茫然徘徊。她冒险与年轻导演合作，仿佛是孤注一掷，希望给自己的事业带来转机。她在小镇见到了儿时最好的朋友，但纯粹的友情不在了。

他们当她是棋子，推她去剪彩，拉她进酒局，求她帮走后门。疲惫地回到酒店，她发现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自己最好的同学。此情此景，对方并不想和她相认，一直闪躲。她在小镇人眼里是成功者，在自己的生活里却是失败者。

到了第三个故事里，剧组的导演和编剧开始争论剧本的核心问题——永安镇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焦点是餐馆老板娘离开小镇究竟是女性意识觉醒，还是只是为了钱。两个大男人从电影理论、创作实践、个人观点，围绕女性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代表投资方的制片人又插上一脚，乱上加乱，意见更难统一。

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在前两个故事里，观众或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和生活有着巨大的错位。

影片临近结束之时，一泡狗尿撒在了导演和编剧争吵一年弄出来的剧本上，讽刺或者说是自嘲，显而易见。对于影视从业者或是自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来说，观看本片或许会有芒刺在背之感。它对不同生活方式和文艺作品里的女性觉醒的揶揄，很好地融入了现实和创作者的矛盾中。

魏书钧在这部电影里所展现的鬼才之处，是把时下电影和评论最泛滥的话语——日常生活、女性觉醒、个性创作，非常自然地融入讽刺性叙事中。这种自然表现为影像的松弛，在对话和日常场景中铺设冲突，汇集叙事的力量。

侯麦、伍迪·艾伦、洪常秀都是拍摄此类影片的高手。许多年轻导演喜欢效仿他们的手法，想用这种方式捕捉生活或人物的状态，却只捕捉到了无聊和乏味，或是显得老气横秋。有鉴于此，不到30岁的魏书钧，可以称得上是明日之星。

好话说完了，然后……

尽管我愿意给《永安镇故事集》一堆赞美之词，可缓过神来之后，还是应该更清醒地看待本片及其对魏书钧的意义。

无论喜不喜欢《永安镇故事集》和《野马分鬃》，观众都不得不承认魏书钧的导演功力，甩开了当下大部分华语年轻导演。他能够从个人经验出发，构思出有趣的故事。

镜头语言流畅，演员调度自然，这两点很多初出茅庐的导演做不到，但魏书钧做到了。他将说起来宏大的主题(女性意识觉醒、创作困境、生活是什么)，消解在了人物的冲突中，而非用捉摸不透的“状态/日常”性镜头去表现。

从《永安镇故事集》来看，魏书钧像是那种玩着玩着就把电影拍出来的导演，解构严肃，释放创作激情。这“玩”并不是说毫不费力，而是说他不拧巴、少纠结，能够迅速抓住某种想法和趣味，付诸实施。电影能够反映他的个性。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有过硬的拍摄能力。

很多导演喜欢把自己的个性、趣味和电影融为一体。昆汀·塔伦蒂诺、北野武、韦斯·安德森、姜文都是这样的导演。我到不是现在就要把魏书钧和他们并列，而是要说华语电影很缺这类导演，尤其是能够持续将那份举重若轻的创作灵性发挥到更高水平的，就更少了。

即使《永安镇故事集》是一部让人惊喜的意外创作，但也不宜夸的太过，尤其是谨慎用天才来形容。毕竟，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偶然与激情，是导演和编剧才华的一次爆发。

客观来讲，这类影片首先反映的是导演的才气（或者多少也能感受到导演的个性）而非智识，要想持续性高质量创作，更需要一种稳定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模式。

比如彭浩翔在2001年完成电影《买凶拍人》(故事也是以拍电影戏谑人生)后，同样让人惊呼一个鬼才/天才的诞生。不过，从他后面的作品来看，他从未超越《买凶拍人》时的自己或是达到天才的高度，一直依靠个人趣味创作。

所以，当我们夸赞《永安镇故事集》，也要注意到魏书钧的创作才刚刚起步，有些问题客观存在。比如，他的前两部作品都有很强的个人影子，并且与拍电影有关，没有超出个人经验范围。

正如贾樟柯的创作终究要从地理上走出故乡汾阳(尽管内核一直停留在那里)，魏书钧也必然要走出个人影子/经验，寻找更广泛的叙事方式和主题。那时才是真正考验他的创作实力与美学观念的时候。

或许不用等太久，我们就将在他已经开始拍摄的新片《白鹤亮翅》(依旧是自编自导)中，看到一个更加成熟的魏书钧。与《永安镇故事集》相比，《白鹤亮翅》应该属于没有导演个人影子或是个人影子被隐藏很深的电影，因而更考验他的执导能力。

不管怎样，魏书钧已经用两部作品证明了自己是值得影迷期待的导演。

各位豆瓣网友大家好，《永安镇故事集》上映在即，团队让我写一篇创作手记，这比写剧本或者小说更令我惶恐。我算是豆瓣的资深用户了，一零年注册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我在豆瓣留下的印记很少，偶然看到曾经写下的那些不成熟的想法，总让我羞愧难当。如今又要在这里留下一段文字，不知道再过十年，我又会如何看待这篇手记。

二零年十一月中旬，我和老魏连同剧组到郴州资兴市筹备拍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和导演憋在屋子里改剧本，就像在其他采访中提到的，剧本“越改越不对劲，既不像是我的，也不像是他的。”就像一条打满了补丁的裤子，我们都有点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我没办法做出决定。一方面，这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片电影作品，原剧本确实断断续续写了六年，我很珍视它，它是我对既往生活的一次总结，我不可能再写出那样的剧本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决断。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拍摄日程临近，我和老魏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剧本迟迟交不出来，剧组里所有人都在为我们着急。

最后是老魏发挥了他的果敢：他决定不拍了。老实跟投资人和制片人交代，签了的演员照合同赔偿，剧组遣散，各自回家。老魏跟我说，他不想拍一部明知道结果是烂片的电影。我对老魏说，那就不拍了，我也不想写一部明知道结果是烂片的电影。在那个阶段，也许我们唯一的共识就是，不应该穿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去面对观众。影片在电影节放映之后，总有人问我：你和老魏之间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吗？其实真的没有，整个过程我们并没有像电影里展现的那样争吵、互相攻击。我想这是因为，我和老魏即使在即将拆伙的时刻，也是能够互相理解的。有一次映后我说，我和老魏之间有灵魂共振的那一部分，也有没办法融合的那一部分，这本身就让我觉得珍贵。

要将剧组拆伙的决定通知到组里的同伴，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这个短暂的准备期，我也始终在想如何把剧本推进下去，相信老魏也是一样。第二天，我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找到老魏，跟他说，我有一个新故事。

我向老魏讲述了小顾的故事。小顾是有原型的，我们入住的酒店后院，确实有一个餐馆，餐馆里确实有一个老板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她穿着很“入时”，根本不像能干活的样子。剧组人员过去吃饭，她表现得很热情。平时则坐在一旁，显得疏离。有一次她穿了一身挂满羽毛的大衣，跃跃欲试，像一只想要出逃的小鸟，这个形象刺激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观察她，这是父辈创作者为我们留下的创作方式：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既要冷眼旁观，又要理解和投入。我总觉得她会成为我故事里的人物，甚至动了创作一个短片的冲动。她让我想到我的童年，在北京偏僻的郊区农村，渴望着外面，幻想着有什么事情发生，打破日复一日的生活。同时，她也让我想到我曾经遇到过的其他女性，她们都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只跟老魏聊了几句，他马上兴奋起来，几乎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便打定主意，他要拍小顾的故事。这让我也兴奋起来。

接着，老魏立刻向我讲述了第二个故事。我意识到，这两个女性故事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照应，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结构。而且我很清楚，她们的阶层完全不同，可内在又有着某种相似性。也许在命运的分岔口，仅仅是一个选择让她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她们只有一次谋面，这次谋面中二人没有对视，因为她们属于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本就彼此隔绝。陈晨这个人物离我比较远，创作难度比小顾要大，于是我去看老魏给出的参考片，我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慢慢理解了陈晨，也发现她身上天然的矛盾：不仅仅是故乡变了，离开故乡的人也已经变了。渴望纾解乡愁的人，不能以靠近家乡的方式得到纾解。后来，老魏向我推荐达内兄弟的书，他指出里面的一句话，成为我写作的座右铭：不要以拥抱去爱你的人物。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创作者不应该取消和角色之间的距离，而拥抱作为同情的姿态，使这种距离消失了。我想说的是，在保持相对距离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看清陈晨自身的局限和隐藏起来的俯视姿态，才会愿意让陈晨呈现出她“完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比呈现其“完美”重要得多。

前两个故事梳理完之后，我跟老魏讲，第三个故事就写我们自己吧。一个导演和一个编剧，事情因他们而起，而他们不自知。他们在老板娘出走的问题上犯了难，不停地在讨论，却不肯侧过头看一样现实中真正的老板娘，像两个建造空中花园的建筑师。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创作观念投放到两个人物上，但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编剧，老魏全然认同导演。我们的两只手握着一支笔，一人一句地写台词，他时常会扮演编剧，我也会变成导演。我们没有觉得谁的创作理念是对的，我们仍然是在书写两个经历和性格差异很大的人，一个顺遂，一个倒霉；一个自大，一个卑微（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大）；一个虚无，一个理想……是他们自身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创作观的不同，而他们都被围困在各自的局限里。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飞”，有点解构意味，但我们是用最古典的方式进行创作的。

《永安镇》的三段式结构确实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天然形成的，就好像我的祈祷奏效了一样，老天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当天下午，我们梳理出三个故事的方向，我知道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彼此共振的那一部分。彼时，距离原计划电影开机只差两周，我用两天时间梳理出故事大纲，然后，和老魏一起投入写作。

至于会参与演出，确实有点误打误撞的感觉。在一次剧本围读中，老魏自然而然负责念片中导演的台词，而我自然负责念片中编剧的台词。不知不觉，我们都慢慢投入了角色，不再是念台词，而是表演台词。围读之后，老魏决定让我饰演片中的编剧。其中还有些波折，但不值一提，总之，我被说服了。在表演上，我是一个新人，很幸运地是，导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剧组的小伙伴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一次面对镜头也没有感到紧张，反而觉得很享受。生活中，我们不是总有机会去扮演另一个人，所以我很感谢这次机会。

我是个严重精神内耗的人，心里总是有至少两个声音在对话、辩驳、争吵。以前，这些声音让我烦恼，因为我总是想在众多声音之中选择出唯一正确的那个。现在我知道，也许这些声音都是正确的。那些矛盾、对立的观点、想法、念头，好像变成了我的两根拐杖，我没有必要放弃其中任何一根。创作是为自己的心灵赋型。在《永安镇》的创作过程中，我将自己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全部放置其中，经由不同的角色去体现和传达，形成一种更为隐蔽的复调结构。对于出走、对于故乡、对于片中导演和编剧的创作观，我都是一个没有清晰的答案。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读书看电影，我总是在建立；现在，我只希望那些坚固的东西能够被打碎。

电影中提到一句，“这是我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总有人问，现实创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我反复想了好久。现在我想，也许就是你们看完电影，走在回家路上的那一刻。那时候你刚刚投入了123分钟去经历别人的人生，彼时正在回到自己的生活，如果这部电影像一颗小石子一样沉入你的心底，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也是在那一刻，《永安镇》终于找到了它归属：它是属于观众的。

我曾听很多人说过，他再也不愿回故乡这种话。我自己也这样说。“还乡”早已不是一个浪漫的词了。我们“还乡”的感觉，大概和鲁迅那篇故乡一样，隔阂、陌生、无力、痛苦。想要逃离故乡才是小镇出生的文艺青年们共同的乡愁。但我确实也很少见到有谁如此明确地把被丢在身后的故乡塑造成一个庸俗的梦魇。我想这应该会给大多数人造成不适才对，毕竟谁还不是个小镇青年呢？谁都曾经是个小镇青年或者现在仍然是个小镇青年，而憎恨故乡、憎恨“小镇”的情感应该是私人的，他不适合被小镇的外来者表达。所以，当这个原型小镇被呈现为庸俗与单调的集合体时，被简单地贴上必须逃离的标签时，作为一个小镇青年，一个从小镇逃离至不那么小的小镇以后的小镇青年——甚至还可以给我贴上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标签，女文青——我感到非常愤怒。

这种情绪可以被形容为破防了，或许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冒犯我这种人而存在的。我的故乡就是很糟糕，阴冷潮湿，庸俗的情感和过时的观念在这里大行其道，年轻人想逃离，中年人困顿麻木，母亲们焦虑聒噪，老年人如同行尸走肉……它是这样的，但这不是它的全部，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学了一些文艺理论的导演展示自己优越感的背景，不应该成为那些叫嚣自己“空虚”但无法表达空虚感的人设计出来的隐喻符号。那里的人除了内心的期待与现实的窘迫之间的落差以外还有别的生活，除了赤裸裸地艳羡电影拍摄者所代表的文艺生活以为还有别的生活。

“老板娘的明星梦”是电影最好的部分。我一直觉得明星梦这个题材非常不好拍，除非主人公和这个梦想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否则很容易变成一个笑话，或者显得猎奇。从这个角度来讲，故事是很巧妙的，因为老板娘产生明星梦确实是因为她和这个梦想非常接近，但这种“近”并没有意义，只是她自以为近，实际上她与那个梦想没有一刻是趋近的。观众能够与她共情是因为在那一刻，甚至连观众都相信说不定这一切是可能的。

这个故事很残忍，不管怎么拍都很残忍，因为这种残忍的属性才使得创作者的轻浮和优越感被掩盖了。但它还是会暴露，假如创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一个被禁锢于小镇饭店柜台后的年轻美丽的女子的哀愁，那他就应该表现她的美。我觉得女演员本身是美丽的，但她的造型刻意地“土”，她的厚厚的肉色丝袜，厚底鞋，半截焦黄的头发和俗艳的指甲都想指向“土”。乡土造型并不见得就会妨害女性的美，电影里多的是美丽的村姑，美丽的小镇姑娘，老板娘的土气则是在展示她庸俗的审美，是刻意地扮丑，更不用说后来闪亮登场的摩登女明星并没有采用十年前的女明星常见的穿搭。她的精致时髦是属于今天的，老板娘的土却是十年前的土，这是一种刻意的贬低，以此来说明她和那个真正应该被拍摄的女人之间天差地别。导演根本不想呈现她的美丽，不想呈现一种无人问津默默凋零的美丽的动人与哀愁，或许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能力呈现，结果就是让我感到他只是想嘲笑她。当电影工作者对她说出“你长得很像金敏喜”和“她本来就很有电影感”这种话时，影院里才会出现欢乐的笑声。这种笑声背后的逻辑是她长得根本不像金敏喜这个事实，是许多和她类似处境的女性非常容易被骗的事实，以及电影大多数时候终究也是欺骗小镇女文青的巧言令色这个事实。在这种逻辑下她就是被嘲笑的而非被珍视的。更不用说导演非常露骨地表示她本人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就像那个编辑反复强调的那样“无事发生”，灰败而无爱，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公婆，似乎都只是她的累赘，让她感到沉重。我不是说这不真实，这很真实。但让这样一个女性做明星梦的意义是什么呢？展现女性生活困境并不是用镜头俯视她并且让她面对一个女明星自惭形秽。假如观影者在镜头中看到了一种不值得过的生活，那他的思索应当是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值得过，或者即便不得不过着灰败而无爱的生活也要尽量赋予生活一点东西——爱，美，尊严，意义，等等等等。但电影呈现的结果却仅仅只是这种生活和女明星生活之间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甚至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的。我始终认定，文学艺术作品应当赋予人尊严而不是剥夺人的尊严，当这个老板娘在女明星和整个剧组面前几近失态地杀鱼时，她的尊严何在呢？

就是这个转场，故事转移到了女明星的身上。从剧作结构上说，后面的故事应当表明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女明星的生活实质上也空虚乏味，“无事发生”。假如是这样，电影要表达的就只是悲凉的虚无，即使审美糟糕，也不见得无药可救。但实际上呢？这个女明星从头到尾就是被人艳羡的，她不断地对别人说，“你也很好啊，我觉得你的生活也很不错啊！”这些话除了是虚伪就根本不是别的。而且“你的生活也很好啊！”这句话只说了半句，它的后半句是，“用不着羡慕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中有谁正儿八经这样说话。假如一个医生和一个老师见面，医生对着老师说，好羡慕你啊，你有寒暑假。这个老师可不可能回答，我觉得你的生活也很好啊！同样的，老师假如对着医生说好羡慕你啊，医生可不可能回答，我觉得你的生活也很好啊。这种“我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也很不错啊”的句式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极为冒犯人的，充满优越感的。导演应该不是不懂，所以他两次让剧中人指明了她说这种话就是虚伪，这看似是一种解构，但解构成立的条件是女明星自己的生活确实很糟糕。假如镜头中呈现的女明星的生活困境丝毫不让人觉得是困境，那这句解构就是“媚俗”。当初恋男友的妻子说出，我们这样的生活你想要早就有了这句话时，所有的观众都会心一笑，自认为这是和导演一起戳穿了女明星的虚伪。但我们实际上却陷入了一种仰视，我们实际上是认同了结婚生子的生活女明星假如想要的话就会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就是女明星不屑于拥有的。这可能是事实，电影中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如她，她内心中对所有人都抱着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就是事实，所以呢？摆出这种事实的意义是什么呢？表明你自己拍不出任何一种比一个女明星的生活更有意义的生活，从来不曾认识一个不羡慕女明星的人类，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吗？

电影中女明星的生存困境根本就是不充分的。电影中她总是一副忧郁的表情，但她为什么忧郁呢？因为家乡人把她当成骄傲的方式让她很尴尬，因为庸俗的乡镇企业家居然喜欢电影并表示想成为演员于是自感受到了冒犯，因为曾经的朋友一见到她就自卑自惭形秽以至于不能跟她对话，（假如我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的朋友不理睬自己，我可能会想是不是我曾经得罪过她，是不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她讨厌我，但女明星丝毫也没有这种想法，导演显然也不觉得这位女友是为了自卑以外的其他原因才避开她，这不是优越是什么？）因为初恋情人见到自己居然不仅仅是感伤旧时光而是想向我托关系，所以就连这个人都艳羡着我的女明星的生活啊！我好孤独啊，我回到故乡想找一点情但这里的人仅仅只用庸俗招待我。

“我的生活是啥子生活？我的生活也是生活”这句话再次熟练地使用了媚俗技巧。这句话可能会让所有生活不如意的人产生共鸣，但这个共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电影中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生活呢？那个生活除了可怕可鄙之外还是什么呢？我不相信一对一起生活十几年的夫妻之间没有一丝温情存在，即使夫妻没有，那总有一丝那种东西存在并且被导演显示出来了才能让这句台词成立吧？你可能会说，当然有只是导演没拍，这样说就承认导演在媚俗了。利用观众的想象来让观众自我感动，本身却没有能力捕捉生活真正的动人之处，这就是常见的媚俗技巧。

总之，我从女明星身上丝毫读不出来什么女性凝视而只有赤裸裸的优越感。而且对我来说这种优越感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这辈子都没有羡慕过任何一个女明星，我也几乎没有见过别人羡慕一个女明星。我搞不懂，我很真诚地想知道，在导演的生活中，真的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并不羡慕娱乐圈生活的普通人吗？

我不是说这不真实，女明星回到故乡遇到想让她推荐进剧组的人应该很正常，虽然我也不大相信她只遇到了这种事以及一对夫妻当着她的面就吵起来了的这个场景。（歪个楼，有一部拍摄马尔克斯还乡的电影都不敢说马尔克斯在故乡只感受到了庸俗，在那个故事里被嘲笑的不是故乡而是功成名就自以为大家都崇拜自己的大作家本人）真实是第一要义那电影不就成了纪录片？而且这算哪门子的真实：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呈现一种简化之后的生活，然后再践踏和贬低这种生活。因为自己没有捕捉生活动人之处的能力，没有在镜头中呈现美的能力，就夸张地叫卖丑陋与庸俗，就把丑陋与庸俗变成小镇生活的全部，这算哪门子的真实？

第三个故事我已经完全不想说了，它是一种彻底的失败。两个人所有的争论都只是电影理论初级教材中摘录出来的话，毫无创建不说，作为台词也非常出戏，因为正常人不这样说话。“无事发生”、“生活的涟漪”、“命运”、“虚无”等等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空泛的词，但看到它们以这种方式如此机械地被点名为电影的主题，并且它们实际上只在第一个故事中有些微呈现，与后两个故事几乎与之没有任何关系时，我还是非常惊讶。我想不通为何会有人这样堂而皇之地自恋于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连故作高深都谈不上而像是两个小丑。

导演和编剧这两个角色应该是导演本人将自己一分为二呈现了，他们的争论就是导演内心的争论：老板娘逃离小镇究竟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意义。从剧作层面来讲这个争论毫无意义，因为没有逃离小镇的老板娘和已经逃离小镇的女明星都是为了意义才想离开的，所以人物出现时讨论就已经终止了，人物的争论应该伴随着现实的发展逐步展开，但现实已经完全展开并给出答案的情况下人物居然还在争论，在我看来已经属于是剧本事故了。

最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导演和编剧这两个角色应该是导演本人的化身，他们为什么如此丑陋？我的意思不是要攻击两个演员的外表，而是他们的外形在电影中就是被刻意丑化的，他们说着知识分子的语言，但一个看起来流里流气一个看起来不修边幅，这两个人在那里争论美，美的表达和美的接受时我确实反感到了极点。长相丑陋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应该说这和是否丑陋根本没有关系，在一整部喧闹的电影里，假如连最核心的部分都不是以深沉，严肃，真挚的方式说出的，这不是闹剧是什么？大话西游是一部无厘头喜剧，也有人给它贴解构的标签，但它走到自己表达的悲剧的核心时，就是可以完全的沉淀下去，周星驰戴上金箍和紫霞死掉的时候他不会搞笑，也不会有人觉得好笑。但这两个人吊儿郎当地争论宏大的命题，情绪爆发的顶点是当街脱下了裤子，导演应该是想以此解构他们讨论的宏大的命题，以此表示并没有什么值得严肃。这算哪门子的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意义因为被不断怀疑其存在，因为不得不被打碎而极度痛苦。但影片显然因为打碎意义，打碎严肃而沾沾自喜自得其乐。意义的碎片在漂浮于隐喻中的小镇上空，但它不会刺痛任何人，因为一切都是丑陋的，庸俗的，是蔑视一切的电影人根本不在乎的。

但他们这个样子对我的结论来说却很合理，我觉得我的故乡，我的阴冷潮湿的故乡中所有那些寂寞的，等待的，无奈的，期望的，反思的，怀疑的，孤独的，真诚的生命，我们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灵感和自己的爱情，假如我们看到两个脑满肠肥的人，以一副高高在上，玩世不恭的姿态，掉书袋一样大声争论着人的命运、理想、生活和美，大喊着永安镇无事发生——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赶紧躲得远一点。

小镇青年们热爱电影，从电影中感受到了悲剧的命运，理想的沦丧，生活的破灭和美，这一切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当不了明星。

第一次见到魏书钧，很难有人把他和一个电影导演联系在一起，相反更像是一名说唱歌手，或说是个会把“bro”、“老铁”挂在嘴边的rapper。

一双拖鞋、色彩对比度极高的长袜、大短裤和宽松的短tee，戴着标志性的大链子，不过这次不是金色。即便是深夜，魏书钧还是精力满满，没什么困倦，活像个rapper。也许正是靠着这种气质，如此年轻的魏书钧才可以运筹一个庞大的剧组，在产业和影迷之间找到平衡。

他确实沉迷说唱文化，甚至被问起来，还想现场给我们听一听他的原创歌曲。

行程还在确定中，疫情增加了签证申请的难度，加上第三部《白鹤亮翅》即将开机，魏书钧在当时还未确定能否参加这一届的戛纳电影节。经历了一年的停办，第74届戛纳电影节坚持要在线下举办，为此甚至几次推迟开幕日期。疫情中世界范围内电影行业几近停摆，本届戛纳电影节被寄托了“让电影回归”的厚望，而大量2020年挤压的电影也选择借此机会亮相。

在6月3日公布的入围名单中，魏书钧执导的第二部长片《永安镇故事集》入围“导演双周单元”。这次入围，魏书钧并没有显得多么惊喜，在享受认可的同时，他觉得自己也终于可以向投资人和看好他的人交差了。从短片《延边少年》开始，再到去年入围官方名单的长片处女作《野马分鬃》，魏书钧以“百发百中”的形式和戛纳结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90后电影导演的希望。

《永安镇故事集》中，魏书钧似乎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新一代的代表，在这部电影中，《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的导演杨瑾、《裂流》的导演杨平道、《摩天大楼》的导演吴中天、《日光之下》的导演梁鸣、《东北虎》的导演耿军、《马赛克少女》翟义祥等多位导演出演，《又见奈良》的导演鹏飞也曾来试过片中导演一角，而三个段落的题目则来自国内近年来受到关注的作者电影：《独自等待》、《看上去很美》和《冥王星时刻》。

《永安镇故事集》中有一种失落的氛围感

这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元电影”的作品中，一个剧组前往一个叫“永安镇”的湖南小镇拍戏，拍摄地选择了一个餐馆，在主创对她的逐步认可中，老板娘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电影中的主角，但没想到最终落空。真正的明星女主角回到故乡，想找回遗失的情绪，也以失败告终。而在最后一个段落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导演和编剧出场，大段的台词和冲突伴随着激烈争吵，魏书钧希望借此讲述电影行业的权力关系。

魏书钧很看重自己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无论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所谓的青年导演“第二部电影魔咒”。在一位新晋导演的职业路径中，第二部长片几乎都不免遭到“滑铁卢”。魏书钧选择了一个最不像他风格的剧本，在全组到达拍摄地湖南郴州资兴后，因为失去了创作兴趣而几乎选择了推翻重来，他和编剧康春雷之间的论辩，也被戏剧化地拍进了电影中。

最终，魏书钧为了拍摄新片没有去成戛纳，录了一段视频在记者会上露面，画面中的他依旧穿着短裤和tee。在视频中，他笑称自己是因为推迟到七月举办的戛纳天气太热没去，而本想在法国看欧洲杯、志为姆巴佩加油的愿望，也因为法国队早早地意外出局而落空，“我还是很尊敬他”，魏书钧说。

在这部电影中，“永安镇一切都没有发生”多次被提及，编剧也请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教他用方言说出这句话。“石子投到里面荡开，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我们看到反应，但是最后它又回归到日常生活，人很难摆脱惯性。”魏书钧这样解释道。

《永安镇故事集》海报

《永安镇故事集》是新的

全现在：你的两部长片《野马分鬃》和《永安镇故事集》都呈现出跟电影有点关系的感觉，不知道你介意大家把这两个电影认为是迷影电影吗？但《永安镇故事集》临时改了剧本，如果不改，它似乎就跟电影没有那么多关系了。

魏书钧：别人怎么定义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因为电影拍出来别人怎么归纳它，我觉得是人家的事。对我来说，《永安镇故事集》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尽管它和电影紧密相连，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个迷影电影去创作，或者这不是我一个起点。

全现在:为什么你觉得《永安镇故事集》是某种意义上的新东西？

魏书钧：因为第三段故事其实讲电影创作本身的东西会多一点，前两个其实主人公还是女性，讲的是电影的创作环境。前两个故事像背景一样存在，它没有真的讲怎么去拍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把《永安镇故事集》当作一个“元电影”也没什么问题，但它又是一个三段式的电影，只有一段详细讲创作过程，我觉得这是比较少的。

之前有一部叫《当梦想照进现实》的电影，也是讲类似的内容，找一帮导演、作家一块聊天，但它是整部电影都在讲电影。整部电影讲电影的其实很多，但是只是有三分之一在讲电影，前面两个是跟电影相关的故事、电影创作只是背景的电影，其实是不多见的，所以我觉得“新”在结构上。

全现在：拿到戛纳的维度上，你觉得这个也是新的吗？

魏书钧：我不确定，因为我们在做法文翻译的时候请的翻译老师，她说在法国电影里有很多关于导演、编剧如何创作的电影，而且拍得非常详细，但可能是原来的片子。我看得也没那么多，我不太知道。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至少我们做得还挺兴奋的。

魏书钧在拍摄现场

我很重视第二部作品

全现在：你觉得兴奋感主要是来自于？之前那个故事你没拍，会觉得遗憾吗？

魏书钧：不会，因为我也并不想拍那个。我在筹备了十几天之后，就对它丧失热情了。我最早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它完全是由康春雷写的。我之所以想拍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是因为它跟我写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年在上海电影节创投，刁亦男导演注意到了这个项目，他看过也马上问我说，你怎么想起拍这么一个故事？他感觉这个故事特别不像我。我就说，因为那个跟我距离最远，或者觉得跟我最不像。刁亦男导演说你这是什么理由，太奇怪了。我说，我真的这么想的。

我们实际筹备的时候，去了为原来的剧本选择的湖南郴州，因为它有一个看起来破败的、充满雾霭的小镇，甚至有点与世隔绝，跟原来剧本里的气质是相似的。到了郴州之后，全组筹备了17天。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修改剧本让我跟春雷都格外痛苦。修改它不是说因为它有重大的缺陷和问题，而是说在我的创作经验里面，我习惯于把一个剧本相对具象化地去准备，这样才是筹备的意义。

魏书钧即将上映的首部长片《野马分鬃》

我在具象准备它的时候，就面临很多问题。到底这个主人公是住在一个什么规模的村子里面？他有多少邻居？结婚的车队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年代？我准备得越来越细，我只能按照之前的经验和我拍电影的方式去准备，这就涉及到对原有剧本的改动。我在剧本里面加了很多我的东西进来，康春雷就不断地要把原来写的东西去掉，把我的东西加进来。

改到十几天时候，我真的觉得当时的剧本已经是一个有好多补丁的东西，它既不像康春雷写的，又不像我写的。因为总有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没有能找到一种方法，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分歧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还不减分。后来有一天，我就跟康春雷说不拍了，因为怎么都弄不出来或者弄出来也不好。

因为我也挺重视我的第二部作品，还是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做好。那天我在房间睡觉，康春雷在抽烟。过了一会，他说他想了一个新故事：一个剧组打算拍一部电影叫《永安镇故事集》，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永安镇是一个虚拟化的地方，这儿有一个饭馆老板娘，总想跟他们搞点关系、有点互动。但最后发现这是梦一场，有一个真正的女演员来去顶替她的位置，还让老板娘给大家去示范她的生活起居。

大概是这样简单描述了几句，我就特别有兴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应下了说好。可能没用多久，10分钟？我就想到了第二个故事的一个基本轮廓。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第三个故事是什么，总觉得这个长度还是不够。康春雷提议说：第三个故事就写我们俩，导演和编剧是整个故事的始作俑者，这一切的啼笑皆非也好、荒诞也好、失落也罢，其实都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就这样，他第一个主笔写第一段故事，我写第二段，第三段我们一起来写，顺利达成了共识。

全现在：你怎么跟片方沟通的？他们是怎么同意这么大的变动的？

魏书钧：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对于任何一个制片人来说，这个时候拒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黄旭峰（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本片制片人）没有，他反问我，说我觉得行吗？如果你觉得行，咱们就这么干。我认真想了一天，答复他说，我觉得行，而且我很有热情做这个事，他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第三段故事中，导演和编剧之间、导演和片方之间的冲突被放大。但实际上，我们两个的故事或者原型其实是一个起点，真实情况没有那么夸张。如果跟电影中那么紧张，黄旭峰也不会在电影中出演他自己（笑）。

在开机现场的魏书钧

永安镇什么都没有发生

全现在：这三个故事这么讲下来，其实是呈现出一种破灭，或者是没有完成的失落感，你觉得是有这么一个主体的故事的导向吗？

魏书钧：这个失落感其实就是春雷之前剧本里面强调的，我们只不过换了一种更新、更间接的方式去表现它。我们的英文片名其实也没有变，翻译过来就是《生活的涟漪》。在电影里面也解释这句话，“石子投到里面荡开，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我们看到反应，但是最后它又回归到日常生活，人很难摆脱惯性”。所以现在的故事更像是之前剧本的前传，还是在表达原剧本的主题。

全现在：之前那个剧本怎么办？

魏书钧：这个版权在康春雷先生手里，还要看他怎么办（笑）。

全现在：刚才说它原来那个剧本很有文学性、很不像你会拍的东西，站在文学性对立面的是什么？原创剧本会比较注重剧本的什么方向？

魏书钧：我觉得其实也不说是对立面。电影跟文学比较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语法不同，语法就决定了表达方式。所谓文学剧本，就是说这个剧本它可以是按很文学的方式去写；也有不那么文学性的剧本，可以按很电影的语法去写。

在原剧本中，一个小女孩跟另外一个小男孩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我认为要让大家通过电影感受到这个，而不是一直反复说这句话。在文学文本中，用这种方式是可以的，而且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是符合文学文本的。但在电影里面，如果有一个真的角色对另外一个人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一切日常都在发生，会让人觉得特别奇怪。

它需要更特殊的方式去表达它，对，你可能要很强的另外一种风格化。可能那个才能支撑它，大家一进入到你的电影里面，它就作为一种前提被接受了。所以说在我这种比较写实的创作方法里面，它就会很奇怪，我们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就感觉很奇怪。

创作《永安镇故事集》原剧本的康春雷在片中饰演编剧

我不是为电影节拍电影

全现在：这次入围意外吗？和前两次入围戛纳心态有何不同？

魏书钧：坦白讲，倒没有特别意外，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电影节选择一个电影的原因有很多，选区、入围其他电影节的经历、同选区的其他片子的情况等等，都会被纳入在内。我反正又当被鼓励了一次，感觉挺好的。至于说它在戛纳的放映情况，或者说国外的观众怎么去看待它，那就还不太知道。

全现在：你会越拍越顾忌一些东西吗？因为这套规则其实已经非常的体制化了，你觉得如果从未入围过的话，你的创作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魏书钧：那就要问平行宇宙的我。我肯定没有为电影节拍电影，这是很笃定的。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好电影放在好平台上，其实是希望它得到影响力，包括作者、包括片子，片方也想让它卖得更好。对于导演来说，当然希望自己得到更广泛、更好的平台的认可。

可能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很多人会研究国外电影节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总结出一些元素，只是把它们不那么有机地放在一起就完了。中国每一年送的片子很多，如果把今年送的两、三千部拉过来看看，这类片子应该会很多。但我不觉得这个方法一定就那么奏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往那方面想。我觉得我作为这个片子的导演，自己看起来也觉得有意思，它值得被拍，它还是要走进观众的心里。

作为导演，不能在创作之前就有隔阂感，说我这个电影不是给你们看的。所以在我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整个拍的过程其实都不会想这些事。但是拍完了要送影节，那就看赶上哪个。因为我2017年11月份拍的《延边少年》，剪完了就2月份，然后就送去戛纳。

《延边少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是很真诚地说这个话。一部片子没入围一个电影节，不一定它就不好，或者入围了它就一定好，因为选片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判断。电影在做的事，是想全人类的事，谁敢说谁想得就是最对的？谁拍得一定是正确的？我觉得没有那个说法，所以我觉得真的运气很好。

全现在：现在有些人说你是“戛纳嫡系”，挺无奈的吧？

魏书钧：我是无产阶级的儿子（笑），为什么是“戛纳嫡系”？当我面评价的话，我就给人解释解释，没当我面评价，我也不能拦着他。因为一方面这样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人家选择了你的第一部或者前面的片子，后面你做得更好一点了，可能人家也同样感兴趣。但一些大师级导演，他们也是全世界的电影节都去，包括洪尚秀。对于他们来说，去哪里可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问题，或者说哪些片子适合哪些电影节，他不需要用一个电影去为他佐证了。

全现在：这部电影呈现出了更多的女性视角，甚至前两个故事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这对你来说难度大吗？

魏书钧：我对拍女性确实会更不自信一点。相对而言，第二个故事好拍一些，虽然主角也是女性，但因为第二个故事里荒诞的成分会多一些，和我之前的创作经验有一些吻合。第一个故事是我很担心的，因为这个主人公的目标不明确，这就要求观众要足够相信她的情感。主角非常渴望加入这个剧组，但是我又不想让主角直接说出来，因而难度有点大。

拍一个处于哺乳期想断奶的女性，我特别怕拍得不对，或者让人家不相信。黄米依老师自己也没做过母亲，所以我会问有过经历的人，胀奶的疼是哪种疼？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种感觉是乳房里像有两个铁球而产生的几近胀破感，我再把这些感觉进行传达。再比如，女孩的妆要化到什么程度，眼影、指甲、吊坠耳环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要一点点去了解。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发现，女主的耳环其实一直在换。因为我跟这些有距离，没那么熟悉，不像拍两个男性那么顺手，所以我就要做很多功课。

演员黄米依在《永安镇故事集》中饰演一个处于哺乳期中的母亲

我不在迷影群体里

全现在：毕赣是1989年生人，你比他小两岁，他是靠小时候看光碟养起来的导演。你的观影经验是怎么样的？

魏书钧：我应该算是资源的一代，或者说是网盘的一代。我上大学就开始喜欢看电影了，我从2016年年底开始系统看作者电影。因为在传媒大学看电影很普遍，公选课很多是讲电影的。老师讲完了，大家就自己回去看看，那时候看昆汀、盖·里奇这些刺激的电影比较多。2014年左右，韩国类型片挺火的，我就开始看《黄海》《老男孩》。

2016年年底，有人推荐我看《罗塞塔》，我强制自己看了好几次才看完。又隔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心情特别不好，闲着无聊就又打开了它。这次从中间开始看，又看完了一遍，觉得好像代入感更强，挺喜欢的。

后来我就开始先捋着达内兄弟的片子看，从《单车少年》到《孩子》，到后面把能找着的找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这哥俩是双金棕榈导演，我也开始看其他金棕榈得主的片子，开始一个一个搜。

我没有影迷群体的同伴，我也没参加过国内的其他电影节，在那之前我又不是学电影的，我本科是学录音的。毕业后出来跟朋友一起创业了几年，又回去考研读电影，还是在传媒大学。

后来加了微信群，就这样一点点找片看，慢慢地建立起来近四、五年以三大电影节为主的片单。很有名的电影我基本都看过，一些很喜欢的导演我就会往前翻一翻他们的片子。再远的，比如说像神坛上面大师级别的老片子我看得就很少了，比如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他们的片子我都尝试地看了看，有点受挫，看不下去，所以之后就很难再去打开它，一直躺在电脑里。《第七封印》我坚持看完了，但我觉得吸收它可能需要文化背景或者特定知识。当你不具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有时候就是无效的。

全现在：你刚才也提到达内兄弟，在你自己形成了体系和评价标准后，你会觉得他们是最好的吗？

魏书钧：他们是做得最好的那一类，在我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去评价导演的时候，作品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作品是一部分，有很多创作者本身带给你的一种感受（也是），比如他帅，这是最肤浅的加分项，比如他的理念，他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加分项。

但单看作品，也很难评断出孰优孰劣。我前一阵跟达内兄弟在法国文化中心有一个视频连线，我还挺紧张的，为此也准备了很久。他们至今都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小城市，甚至没有搬到布鲁塞尔。而他们所在的地区，是比利时的法语区，他们也没有在法国拍片，也没有跟很大名气的演员合作。

在对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自己喜欢也熟悉这个地儿，如果离开可能语境都变了，会产生不适应。好莱坞没来找过他们，而且找来他们也不去。听了这些话，我对他们还是很尊敬的。

魏书钧和达内兄弟的对谈

电影批评是一座桥

全现在：你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嘻哈元素，你会认为作为一种古老艺术的电影和新潮的说唱是冲突的吗？

魏书钧：今天的电影应该很综合，它不应该被刻板印象化。在很多人认知中，说唱代表一种很底层的亚文化，知识输出、思想输出基本为零，讲的就是什么，我有钱、我要好多钱、我要好多女人、我要好房子、bling bling的……

我觉得说唱和作者电影不冲突，应该很包容才对。好比你很喜欢喝酒，但是你也有时候要喝茶，有的时候要喝冰可乐，它被不同的时候需要。我觉得应该以更宽容的角度去看待它，而且说唱里边也有很好的作品。

我最近认真看2Pac的歌词，写得都挺好的，很多都在讲真爱、兄弟情，什么黑人兄弟你不要在街上混，你得爱你妈，你得珍惜时间，你得做你的事情……特别多的说唱歌手其实都很优秀，说唱只是一种形式、一个载体。

穿着2Pac文化衫的魏书钧在《野马分鬃》拍摄现场

全现在：对于作者导演来讲，资本、影迷和导演本身形成了一个三角的权力结构，你是怎么理解的？

魏书钧：权力结构这个词用得非常好，理想状态下，我当然觉得大家是平等的、是友爱的、是友善的。在这个影片里面，我其实没有讲最真实的状况，因为它太现实主义了。我只是把这个权力结构做出来，导演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跟编剧较劲，但跟制片人还是要多少注意一些，要把握一下。

就像我豆瓣简介里写的，我觉得电影批评是一个小桥，它是可以沟通的。良好的评论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影评人和影迷不可以批评一部电影，但我觉得要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它才算真是搭了一座桥梁。电影人修了一个桥，影评人觉得这座桥没法通到我的心里面，我觉得问题是什么，指出来也可以很客观。

但就目前我观察到的情况看，有时候是不健康的。在今天的这种网络环境里，电影批评有时会成为一种泄愤，像是让其他影迷听一些垃圾话一样。你可以不喜欢，可是没必要“吐痰”，吐痰是不礼貌的。但我坚决捍卫每一个执意要吐痰人的权利。

从“平遥双杰”开始，广大影迷就对《宇宙探索编辑部》和《永安镇故事集》两部青年导演的作品充满期待，而当《编辑部》在年初上映口碑票房双丰收之后，自然就对《永安镇》有了更高的期待。可当看完之后，现实和预期却有很大的落差，相比于《编辑部》充满奇思妙想的灵性，《永安镇》却全然是匠气的自我感动。 前两个故事仿佛是千年之交时期电影经常讨论的议题，放在当下来看充满了陈词滥调，一个个人物的动机仿佛只是编剧充满书生气的自我幻想而与现实生活毫不搭边，几天前看的《不虚此行》原本对于人物形象单薄和虚浮的感觉在这部电影的对比之下变得极为真实。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第一个故事就好像是伍迪艾伦在上世纪就拍过两三遍的那种，而第二个在俗套之内又有一种创作者的自以为是，对所谓明星自身以及大众对明星的情感还停留在春晚式的奇观化呈现。 前两个故事的陈旧也就使第三个故事关于电影的讨论让人很难信服，尽管本片片中的编剧一再陈述自己写的是一个二十一世纪初的时代片，但本片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当下的。除此之外，关于电影理念的阐述也是充满了左右互搏自相矛盾在深度上，充其量也就相当于冯小刚，宁财神的水平。有几个小段子令人惊喜，但在整体上完全感受不到角色对电影的热忱，最后的几分感动也只是麦当娜美妙的歌声带来的而不是电影本身。 不想关注热点议题，追时代潮流当然可以。但是，只有当创作者足够真诚的时候，人物才能让人信服。如果只在想着加迷影梗取悦影迷，只会显得油滑和匠气。

“觉醒了女性意识的女性在哪啊？”

这是一部讲电影的电影，三个故事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靠近电影的制作过程。

娜拉出走了？

第一个故事《独自等待》讲述了一个剧组“外人”——永安镇当地饭店老板娘，向剧组“内人”——《永安镇故事集》中的女演员老板娘，一步步小心挪步、企图置换身份的故事。这个过程不仅是她从在自家饭店给剧组倒水、接着到剧组筹备会现场送盒饭，最后成为电影筹备阶段的试衣模特的上升而又戛然而止的陡峭曲线，同样是她从饭店里的老板娘、家庭中的儿媳妇、丈夫的妻子身份、儿子的母亲等等传统女性身份中逐步脱离的过程。

电影中多次透过镜子反射来拍摄她的表情和动作，这既是拉康意义上镜像阶段的自我寻求，同时也暗示了一切都是虚幻，等待着梦醒时刻的终结。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当她白天在剧组临时做过剧本角色“老板娘”的试衣模特后，晚上便自己窝在厨房，穿起漂亮的衣服，戴上女明星墨镜，开始自我表演，这里透过镜子的拍摄设计便已经暗示了她寻求自我身份突围的失败，她一直没有超越镜框的限制，也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她与剧本中那个在导演欲望视野下因“女性意识觉醒”而“出走”永安镇的老板娘具有某种同构自反的关系。在剧本的建构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是瞬时性的，任督二脉突然被打通，偏僻小镇突然神旨降临，同时“觉醒”后便立刻指向“出走”，娜拉的“出走”是果决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这个小镇配不上她”。这很符合一个现代人对前现代生活的狭隘想象。但通过老板娘小顾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娜拉无法出走的原因，哪怕她抛掷了母亲的身份——让丈夫把哭闹的孩子带走，抛掷了其他任何桎梏身份，她也在现代/当代人中“隐匿不见”。

娜拉归来后…

第二个故事《看上去很美》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娜拉，那是一位成功出走又荣归故里的女性。永安镇姑娘陈晨（杨子珊饰），年轻时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如今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回到家乡拍戏，这样的设定就像一个典型的悲剧故事的开场，就像鲁迅长大后再见到闰土。幸运的是，她仍有一个完整的家乡版图和关系链条（家人、幼时好友都在），不幸的是，不仅家乡正在商业化重建，那些“应该”保持质朴的朋友/家人全都变质了。那份乡情，就像她和导演对话时提到的酒，没开封前在她的心底美味发酵，但当满怀期待地打开，便迅速过了保质期，让人恶心发呕。被老同学背刺、被老家人蛮横对待、被青春好友疏离、被年少时腼腆寡言的男同学算计，当这一天终于结束，陈晨疲惫地从商务车上下回到酒店，回归原本的高位身份前，她在满是水汽的车窗玻璃上用手指画了一个眼睛，指腹的温热与冰冷的玻璃接触，“眼睛流泪”成为她此刻最难言又最真实的心情。实际上，在娜拉出走的那一刻，就失去了“回家”的权利。

电影中还有一处有趣的设计，是“出走”的娜拉和“归来”的娜拉无声地打过一次照面，那是在饭店老板娘的梦醒时刻。陈晨调整演戏档期后空降《永安镇》剧组并当仁不让地承接下戏中老板娘的角色，而前一晚还在因穿着剧组服装做起黄粱一梦的小顾立刻失去了获得的一切，被钉死在剧组盒饭供应商老板娘的身份上，她终于站在了摄像机前——通过剧组纪录片导演的相机，但成为的不是演员，而是真正的演员体验生活的素材——“老板娘”剖鱼，因此再网红的美甲也没有人关注。开机仪式上，老板娘小顾帮着剧组安置好物料后便无人问津地退场，另一老板娘——戏中的老板娘陈晨便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式登场。

憋屈的内容生产队

从剧组外人，到剧组内演员，第三个故事《冥王星时刻》终于指向剧组（低成本电影剧组）中的最核心成员——导演和编剧的矛盾。几乎每一个从一部部短片开始拍摄的影视系学生对此都会极有共鸣，两人精彩且绝大多数时极为流畅的对话（除了最后的编剧爆发/翻脸有些节奏不对外）是那样的真实和准确。两人的差异是很直观的，导演喜欢嘻哈，编剧喜欢后摇（编剧的黑色T恤上印着Pink Floyd）；导演喜欢从空间/动作/视觉影像出发看待世界，编剧偏向从时间/沉默/旁观视角出发再现世界，当分歧涉及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时，几乎就是无解了。而他俩的解决方案，一是删除了两人分歧最严重的第四个盲人故事（最终电影《永安镇故事集》也只有三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自反），二是“马拉多纳去世”。这一外界的、遥远的、同时又处在两人内心同频共振领域内的大新闻，一下子让他们的视线从当前的“永安镇”拉开，从当下的狼藉与狼狈中抽走，天亮了，每个人不可言说的骄傲和自尊再吞回肚子里，短暂的和解又来了，剧组开机了。

岔开一句题外话，2020年底球王马拉多纳的去世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震响，同样上映于2021年的电影《上帝之手》同样巧合or命中注定地将“马拉多纳”放置在电影故事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不仅片名便来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战英格兰的比赛上，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助阿根廷以2:1战胜英格兰，“为伟大的阿根廷人民，那些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受到卑鄙的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人民复仇”的事件，同时马拉多纳还联系着片中主人公（也是导演本人）的人生轨迹，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悲痛经历。

此外，第三个故事中还有一个特别让人会心一笑的点，就是剧组堪景时，导演指着河边一个家徒四壁的破房子，透过窗户孔感叹河对岸的快速现代化带来的发展变化。我们在无数电影赏析课上都听到老师对此种设计的分析与赞扬，也在无数电影中都看到过这类的导演安排，甚至在自己的短片创作中同样依葫芦画瓢用过无数次，但在大屏幕上看到一个导演（电影中的导演角色）对此大放厥词大谈特谈，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是戏外导演的自嘲和调侃啦）

与《宇宙探索编辑部》

最后，看到有网友戏说“磕到《永安镇故事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CP了”，诚然两者有很多可以并置看待的相同点，如：导演都是青年电影人，都在FIRST/平遥上展映过，都是广大“文艺青年”们钦定的2023最佳华语院线作者电影，都与章明的《冥王星时刻》有着那么一点或半点的共享等等，但这两部电影的不同又是那样明显，如果让我大胆地瞎说，我可能会认为，《永安镇故事集》中那个不得志的、写了6年剧本的编剧，可能想写的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这样的剧本吧。

上映时间相隔一天的《永安镇故事集》和《不虚此行》很像。

一、全方位相似的电影

首先是命运像：它们都属于质量上乘的华语佳作，一部是两年前跟《宇宙探索编辑部》齐名的平遥爆款，一部在上影节荣获了最佳导演和影帝（刘伽茵与胡歌）。然而它们在市场掀起的“涟漪”均几近于无——沦为同期甚至更早前商业片的炮灰。

魏书钧《永安镇故事集》& 刘伽茵《不虚此行》

其次人物像。两部影片都有个失败的编剧角色：闻善写不出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不得不靠“观察笔记”积累经验；春雷也被嫌只会“捏造故事”，导演不得不拉着他逛片场“观察生活”。

除近似的创作瓶颈，两个编剧的性格也有相通之处。闻善被委托人形容为“狗” (北京话，意为又轴又怂) ，春雷又何尝不是？

左：闻善；右：春雷

再往深想想：影片中的两位编剧最终都没能创作出电影，闻善直到结尾处才为主人公小尹想好名字，而春雷的剧本最后被狗浇上一泡尿；“尹燃”的确立和《永安镇故事集》的“开机”只是开始，这“未始之前”的人生心路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

此外，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也都自成一体，与以戏剧性见长的寻常商业片大异其趣：

影片《永安镇故事集》采用的是章回体结构（与《宇宙探索编辑部》相似），主视角在三个章节的主角身上变换；而《不虚此行》的观看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闻善。作为一条线，他串起形形色色的人物，撬开一段段隐秘的往事。

具体到镜头语言，两部影片也像：这是近期院线片中采用最多固定镜头、远-全景的电影。如《永安镇故事集》开场那个远景镜头，黑暗中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无意义的话，这会让观摩文艺片较少的观众从开始就一头雾水：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景别呢？因为长久静默的观察，就需要固定镜头；而要对生活进行客观的呈现，就得保持距离。不妨想想平日里走在街上、跨进公司的我们的视线，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远-全景？哪来那么多大特写和推拉摇移？

所以归根结底，两部电影最像的，其实是它们的主题：都以普通人为主角（想想胡歌的台词），都试图还原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想想《永安镇故事集》里导演说的那句话：你看这窗外的景，像不像部4：3的电影？）

——这话听起来像是强行褒奖的陈词滥调。就像陈丹青讨厌“普通人”这个词：你不是普通人，你是什么人？

然而问题是：如今的大银幕上，真正能看见“人”的——如你我般芸芸众生者的电影，一年到头有几部？王传君带领的诈骗团伙当然“不普通”；能用酒瓶给自己开瓢的疯批，当然“不普通”。

堪称2023银幕最差创意

所以想要把票房搞到30亿+，首先就得保证电影里的人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他们的遭遇恐怕这辈子都很难遇上，这才能够让“普通人”从乏善可陈的苦闷日常中挣脱，在虚构的故事里享受片刻的刺激和不假思索的放松。

倘有电影真从“捏造故事”转向“观察生活”，那就尴尬了：庸碌的日常生活本无一波三折的戏剧性（有就麻烦了......），我们是否如影片中的人物一样、无时无刻不被如影随形的疲惫、无聊和无奈包裹？

我就过的这个样子，为什么要看这种电影？甚至因为过成这样而不自知，所以“看不懂”——事情就是如此吊诡。毕竟，人置身自己的生活，往往都不太有意愿、有能力“跳”出去看，更何况留心别人的呢？

这两部电影，是在替我们关怀自己：《永安镇故事集》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无聊”；《不虚此行》则让我们看到“无奈”。

二、无聊的《永安镇故事集》

“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 —— 什么都不发生，什么都不能改变，不无聊么？

就说影片中的人物活得有多无聊：老板娘小顾整日面对小孩的啼哭、回答公公菜放哪了、挤奶、招呼客人这几件事，她的青春和憧憬消磨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和重复里。

摄制组的闯入，让她的心底荡起莫名的涟漪。可随着陈晨登场，短暂的期待终归落空。就像这一章节的最后一个镜头：她是命运摁在案板上的鱼肉。

而“无聊”的典型人物，便是整日呆坐在她身边、抑或原地转圈的那个老太太。

外表光鲜的陈晨也无聊：渴望转型、前途未卜的女演员，怀着乡愁回归家乡，却被同学利用、故友排斥，被迫参加一系列可笑的排场和滑稽的饭局。

甚至被陈宏指责，她的怀念不过是“有钱后的高高在上”。最初的满心期望，结果也同样是扑了个空，便只能在爬满雾气的车窗上划下两滴无聊的泪水。

再看陈宏那一家，都无聊成啥了，甚至包括夫妻俩会跳蒙古舞的儿子——饭桌尬聊期间，他都一言不发，自顾低头玩手机。

以上所有人都停在《不虚此行》所谓“人生的第二幕”里，这幕实在是太长了......

至于导演和编剧彼此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貌似突然有了打破无聊、电光火石的交锋味道。

但你不觉得那些呱噪聪明的对白有点过长、过于直白么？其实砍掉三分之一，也能显出一个不识变通的“理想主义者”与一个识时务的“现实主义者”基于创作理念上的分歧。明明是鸡同鸭讲却又喋喋不休，这两个人还是“无聊”。

魏书钧真的厉害，别看他拍了这么多对话戏，但仅靠一场便揭示出理念无对错的深层原因——不同的创作理念源自不同的的性格和经验，这是人所固有的局限性，既然谈不上谁比谁的人生更“对”，也就不能说谁的理念更对。

春雷坚信爱情只需在楼下等一个人，不用“行动”就够了，是因为当年他自己在音像店就是这么做的；而导演认为需要加点送餐的“庸俗”戏码，是因为导演当初就给女孩儿买过饭。

还有一场戏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二人在撕破脸后听闻马拉多纳之死。这外力介入的缓冲之笔并不“矫情”，也不突兀。魏书钧的意思是：相比突如其来的死亡，活人那点事儿不算什么。

为了部电影，如此这般的坚持和争吵，无聊了吧！二人正是瞬间同时参透了这点，才选择在无常的笼罩下，硬着头皮走完他们接下来的路——哪怕没有剧本。

马拉多纳之死并不是单独的一笔，它呼应的是影片开场：在摄制组进入小镇之前，就有两个剧组工作人员说过一通“500公斤棺材”、“死亡”、“平静”的无聊对白。

这一前后呼应说明，影片中所聚焦的生活，是以（人会）死亡作为基底的。因为活着“什么都不发生”，所以无聊；然而又因为人会死，所以这无聊必须和解、必须放下、必须继续。一次终结就是一个开端——这正是“开机”作为影片结束的原因。

总之，“无聊”才是解锁《永安镇故事集》的关键密码，而非迷影梗或电影人的自嗨自反自嘲——这两点已有太多人讲过，我在此就不再加以赘述。

别赋予它太多意义。影片《永安镇故事集》本是重压逼出来的玩票之作，是一部差点流产的电影。你甚至可以把整个故事当成那个纪录片导演拍下的素材，而结尾“开机”的那部电影压根就没有拍出来。不是么？

因此，如果过分拔高它的“艺术开拓性”，那就是向影片中那位煞有介事、满嘴大话的影评人靠拢。兴许魏书钧的主要目的就是“玩”，恰如导演对影评人所坦诚的那样：“您这是恭维，我还真把不住什么时代脉搏......”

还有影片中的纪录片导演干嘛无时无刻不端个摄像机在拍，哪怕是对准一桌的残羹剩饭而招致旁人的大笑？——穷极无聊下给自己找乐子呗。

说完了“无聊”，再来说“无奈”。

三、无奈的《不虚此行》

这个片名就透着股无奈味儿，虽然表面看起来挺励志。

因为影片中所有逝者的人生都有点“虚度”，也给活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典型如万晓勇、万晓梅的大哥，从小妹口中我们得知这是个通常意义上的loser，一辈子尽为他人做嫁衣裳，最终却连自己的房子都没保住。就这样默默无闻、“好人无好报”地走完一生。

王先生因为工作繁忙对来自农村的父亲疏于陪伴，这加剧了父亲无法融入大城市的孤独感，直到郁郁而终。王先生儿子的画本上画着农村老家的竹子和一家四口垂钓的图画（不得不佩服刘伽茵在细节上的用心）——这是属于小朋友的遗憾。

因心梗猝死的CEO倒在了黎明前的曙光里，作为一个“能影响所有人”的团队核心人物，照片上的他却面目模糊（再次佩服刘伽茵的细节），留给高中好友“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慨叹。

齐溪饰演的金穗更不必说，配音发烧友甘铭的突然自杀让她无法接受，她甚至为此感到自责，将甘铭的自杀归咎于自己因工作关系的短暂消失。

甚至，她与闻善似有若无、未曾表露的情愫也是遗憾。留下的丰盛外卖和反复删除的微信文字都说明：二人给彼此的心里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也仅此而已。

看似豁达的方阿姨对爱情的消逝耿耿于怀、孙淳饰演的老师遗憾自己“也不成功”，就连闻善脑海中那未成型的人物小尹都有遗憾：他苦于自己没有一个真名。

试图收束所有这些遗憾的，是男主角闻善；而能够做到这点的，是文字。一份悼词、一次追问能让失落的记忆苏醒。就像万晓梅反复向闻善抱怨的那样：“你不说，我都忘了！”

难道她果真忘了么？那来回20公里才能送达的大块冰块，蕴藏着一个人对另一人怎样的爱？那经过20天才能走完的北京-上海的行程，是一个年轻妈妈怎样的痛楚与不甘？

跟影片《永安镇故事集》中春雷对作品的“轴”不同，闻善则是对人“轴”，他不惮当面直撕对方隐蔽的伤口，为了探秘逃避的记忆、唤醒沉睡的情感。

他直愣愣地跟对方说：“你恨你大哥么？”“你自责么？”“其实还有别人做这件事”，甚至将自己的发现藏进悼词......“伤人”终归是“伤人”，可若非他一根筋地努力，生者不会从逝者的离去中得到安慰和治愈。

但闻善治愈不了自己。就像殡仪馆好友潘总说的那样：“你的情绪总比别人低一档”，这是为什么？因为只有闻善洞悉“人的情绪被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影响着”。

唯有身处“别人不知道”的“低处”，才能从一切话语当中“闻善”，才能看清自杀的甘铭是个“善良的人”。

始终处于这样的心理低位加上常人眼里失败的人生，一个人的压力得有多大？饶是如此，闻善在动物园和父母通话时忍不住的掩面啜泣才让人心痛：一个帮别人解决遗憾的人，无法面对自己的遗憾。

胡歌的表演，甚至让我想到了阿德里安·布罗迪的《超脱》。

胡歌与阿德里安·布罗迪

所以，究竟如何才能“不虚此行”，影片其实没给出答案。正如预告片中那些话：“别等只剩一纸悼词，才想起陪伴”“久久陪伴、久久不忘”......可事实往往如影片中那样，是相反的模样。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勉为其难地坚持“行”下去。

四、普通人的故事讲给谁？

要我说，不论《永安镇故事集》还是《不虚此行》显然都很容易共情，而不该只是影迷们普遍赞誉、影院里却昏昏欲睡的情况——《不虚此行》也就冲着胡歌和吴磊这两个“顶流”，才勉强把票房撑到千万级。否则，和《永安镇故事集》一个遭遇。

这绝非站在影迷立场居高临下的嫌弃大众不看“文艺片”。这两部电影，到底有什么“文艺门槛”？不就是忠实记录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么？

它们外表平静、内里汹涌的情感，其实都是可以精准地传递给每位观众的——只要你能安安静静地看完它。

能不能被“感染”不好说，但至少能有“交流”，绝不像有些人批的那样“孤芳自赏”、“自说自话”。

影片《永安镇故事集》生动诠释了“故人重逢”到底是怎样的光景

于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原来，讲述普通人的电影，普通人不待见。

就像此前上映的《燃冬》也是如此。若说《永安镇故事集》拍的是“无聊”、《不虚此行》关注的是“无奈”，那么《燃冬》将镜头对准的就是年轻人的“无望”。

延边小城，同样是一池死水、“什么都不会发生”的生活。他们三个人抱团“引（尹）燃”，在偶然中彼此慰藉。

按理说，月光族、996的打工人或干脆失业躺平的，看到这样的内容应该挺动容才对。结果呢？

这并不是从这几部电影才开始的现象，《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内心创伤（唐志军不愿面对女儿之死），《漫长的告白》的临终追忆（立冬患癌，将不久于人世），还有《东北虎》的底层倾轧、《乌海》的高利贷逼人、《温柔壳》的精神疾患......

以上所有关注普通人困境和内心的现实主义电影，无一不是能让最广泛的普通人共情的电影。其实，电影里这些卑微之人的各种不幸遭遇，普通人才更易遇上。

《宇宙探索编辑部》

《东北虎》

《乌海》

但是它们遭遇的负面评价却都很类似：“文青”、“矫情”、“自我感动”乃至“装B”、“无病呻吟”、“专门拍给老外电影节的”......

这可真是....不论拍出来有没有用，有人表达“我关心你”，你却答道“你个傻B”——这总不是正常的交流状态。

问题出在哪？我们当然能够批评它们在剧作及制作上的疏漏和毛病。但总不至于对它们表达的情感通通“无法共情”；就算是你不喜欢其中某部电影，但也不至于“讨厌这类电影”。

还是人的心态竟成了这样：

作为一个普通人，当然是要紧跟“时代脉搏”才对啊！这多带感多带劲儿。什么无聊、无奈，还无望......说！你拍这类负能量的电影究竟是何居心？

啥叫“时代脉搏”？

比如电影的第一幕如此设计：一个男人从床上醒来，看了眼身边的女人，说：“你是谁！”女人说：“你说我是谁！”

——这就叫“时代脉搏”。

或者第二幕来个“跪下！”跪下后发生什么自行脑补。

——这就叫“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