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

不全的全家福了。

周末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说实话，有点失望。

虽然故事主线尊重原著，但包厢分配和人物性格上都与原著略有差别。

首先，在包厢分配问题上，结合原著中所有人物的证词，能轻松还原“凶手”的运动轨迹；其次，原著中经典的一审，二查，三诈，在电影里也生生地合并成几幕片段；最后，人物性格可以与原著不符，但是在揭秘前后的人物反差，让我着实失望了一把。

如果不是看过原著，我应该是看不懂这部电影的。

这个故事开始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上。接下来你需要牢记这段话：

“这伙人很有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年龄。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他们睡、吃在同一个车顶下，他们彼此都不能离开。而三天一过，他们又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因为它会贯穿至尾。

无论原著还是影片中，出场人物许多。我将按小说中的包厢分配，结合电影角色梳理人物关系简谱。

一号（头等包厢）

波洛先生，比利时人，著名侦探。

本打算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三天的波洛，因故提前出现在这辆快车上。

琳达·阿登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原著中波洛因订不到铺位，第一晚在“没赶上车的”的七号铺度过，和六号铺的麦克昆同屋。第二晚在朋友布克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搬到了一号包厢。

原著中的波洛，不同于福尔摩斯，他更像是狼人杀里的预言家。在小说的开头，他在托凯琳旅馆收到的电报，就点出了他的身份，“你在凯斯纳案中预言的发展线索意外出现请即回。”

原著中还有无数个论据，证实他的预言并非凭空想象。

在两个无法确定身份的人中，他会根据二人的行为展开联想，想象他们的身份嫁接，排除掉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可能。

原著中，他把一审、二查中获得的细枝末节在大脑里飞速串联，制造一条无懈可击的事故链。

而电影中，除了俊俏的胡子和完美的平衡主义外，波洛的行动和语言上已经偏离了原著，比如影片开场高调的案件剖析，和东方快车的车顶漫步，有点出戏。

二号（头等包厢）

雷切特，死者。

雷切特被发现在包厢内遇刺身亡，身中12刀。这个数字就是接下来审判的开始。

雷切特，原名凯塞梯（小说中叫法）。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主谋，绑架、谋杀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黛西。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切悲剧的开始。他瓦解了一个家庭，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原著中形容他是“关在人的躯体里的野兽。”

他有一副慈善家的和蔼外表，但眉宇间露出一种奇怪的恶意，而且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反常的紧张神情。

电影中我就认识这一位扮演者，德普大叔。这小鹿般的眼神，吓死喵了……

三号（头等包厢）

哈伯德太太，美国人。

原著中的哈伯德太太，行李简单，穿着朴素，话唠，总是把“因为我的女儿说了”“我的女儿要是知道我受了这样的委屈”挂在嘴边。

她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原著中，她的表现为这场策划已久的谋杀增色不少。当波洛点出她的真实身份，美国著名悲剧演员琳达·阿登、死去黛西的外婆时，她敛去所有演技，声音也由以往的尖锐变得柔和而深沉。

但是在影片的最后审判中，为了把哈伯德太太和琳达·阿登分离，她做出一系列动作，她用左手脱下假发和礼帽，接着再用手拨弄她深棕色的头发……

但哈伯德太太的扮演者实在太美太有气质了，电影中的反差，反倒不如原著中读来的强烈。

四、五号（二等包厢）

四号马斯特曼，雷切特的英国仆人，原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

五号安东尼奥，美籍意大利人。原著中是福特汽车一名小小的销售人员，电影中小有成就，经营一家汽车连锁公司，原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司机。

二人同住一个包厢，也成为对方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原著中对安东尼奥的描写不是很多，能对上号实属不易。

六、七号（二等包厢）

六号麦克昆，美国人，雷切特的秘书兼翻译官。

七号哈里斯，美国人，一个不存在的人。

在原著中，为方便行事，故意制造的满员假象，却被波洛的临时决定打破。

八、九号（二等包厢）

八号施密德，德国人，十四号公爵夫人的仆人，本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厨师。

九号是空铺。

原著中波洛在选择铺位时，之所以没有选择九号，就是因为与女性同住恐有不便。

十、十一号（二等包厢）

十号奥尔逊太太，瑞典人，电影中的身份是传教士。

原著中是阿姆斯特丹家庭的护士，也照顾黛西的日常，影片中介绍为家庭管家。

十一号玛丽·贝德汉，英国人，原是黛西·阿姆斯特丹的家庭教师，原著中波洛眼中的睿智女性。

她搁置爱情，只为复仇而出现，理智的策划这一切。

十二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夫人，匈牙利人，死去黛西的小姨。

原著中她穿着紧身短小的黑色上装和裙子，戴着一顶时髦的小小黑色无边帽。她还有一张美丽的、看上去象外国人的脸蛋，灰白色的皮肤，褐色的大眼睛，乌亮发黑的头发。波洛形容她，“委实讨人喜欢，很漂亮。”

原著中，在波洛揭露护照上油迹所掩盖的真相时，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声音变了，温柔小意变得清楚锋利。

但是在影片中，美貌过后，就只剩下满屏的尴尬了。

十三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匈牙利人，拥有外交护照，爱妻护妻，暴怒体质。演员很帅，就是演技很怪。

十四号（头等包厢）

公爵夫人，俄国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她是黛西的母亲——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教母。

原著中布克先生形容她“丑得简直叫人恶心，可她还要使自己引人注目。”

十五号（头等包厢）

原著中的阿巴斯诺上校，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朋友。在影片中是一位黑人医生，与玛丽·贝德汉相爱，却被这场复仇，止步于婚姻殿堂之外。

她在等，他也在等。

十六号（头等包厢）

哈特曼，美国人。

原著里是打字机带的推销员，因为公司报销，所以出行都订头等包厢。后来承认自己其实是位侦探，受雇主雷切特委托，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在影片中则由推销员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教授，赶去参加一场会议。后因为口语发音问题，被波洛拆穿，才承认自己是一名侦探。

波洛在书中推测，他曾经与法国姑娘恋爱过，才会加入到此次审判当中，这位法国姑娘将在下面介绍。

局外人？局中人？

米歇尔，该节车厢的列车员，法国人。

原著中是在阿姆斯特朗案件审理中，蒙冤自杀的仆人，法国姑娘的父亲，影片中改为弟弟。

以上就是人物简谱，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PS：为什么雷切特被戳了12刀？

原著中阿巴斯诺特上校说过，“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雷切特逃过了美国的裁决，却逃不过十三个人的审判。”

他们这样一伙不寻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东方快车。表面上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能为对方提供不在场证明。看似偶然，却又极其不合乎情理。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波洛说，“你们所有人，都有嫌疑。但是，凶手是十三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这么多人中，只有一个是无罪的。这个人是谁呢？”

看过电影，我反倒更喜欢原著里的波洛，行事低调，屁事又多。

最后致敬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你的存在，让世界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侦探小说，理性之外的人性光芒。

注：以2010电视剧版做对比，来讲“改编”这件事，而非与原著文字对比。不要误会。

波罗不喜欢长领带，非常懂礼仪和分寸，没有蓝眼睛和夸张的胡子，完全不会生硬地模仿比利时法语口气，称呼素未谋面的对方一定是monsieur、madmoiselle，爱吃蛋糕，吃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水煮蛋但不会因此为难服务员，不运动也不爱运动，因此他没有好身手。电影将这些都改了，一切为了卖新人设，我无法指责这些，对这些改编都能容忍。甚至在开头，波罗在伊斯坦布尔处理军官案，原本对波罗的内心影响很大，片子为了幽默和戏剧性改了，这也ok。

但是，仍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我持质疑态度，一个则强烈反对。

我持质疑的一点是，影片甚至对阿婆原著叙述方式有改变。以较符合原著的电视剧版为例，电视剧会始终以波罗的视角讲述，辅以少量受害人视角讲述，这样的好处是，观众能跟着侦探的视角一起抽丝剥茧，而高潮就是波罗把大家聚在一起讲述案件，完成案件完整拼图。这部新版电影的镜头明显成了上帝视角，变成了波罗和戏精们的表演秀。我质疑的点就在，它明显降低了侦探故事带给观众的解谜的快感，并且也未能把波罗的心思缜密、睿智和对人性的洞察表现出来。

比如人们刚刚上火车后，电影对一系列人物的出场的刻画非常普通。人物的性格并不分明。案件似乎不再是电影的重点。案件现场缺乏细节，甚至关于那颗扣子，新版也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改变，它成为菲弗手中的道具。嫌疑人手握证据？创作者似乎对“证据”的严谨性颇不尊重，也颇不专业。

我持反对的另一点，我将痛陈其改编之罪。

新版为了“政治正确”，改变了两个重点内容。当然，加入一名黑人角色维持种族平衡这不算什么大事。新版删掉了波罗在伊斯坦布尔的见闻，一个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被丈夫和邻居用石头砸死。这可能涉及矮化土耳其，挑起土欧的争端。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另一个重点内容则是关于宗教的情节，天主耶稣是这部电影深度所立得住的唯一语境。这一块寄托了电视剧版及阿婆原著大量的智性思考，以及故事的内涵。虽然这个故事很狗血，它的经典也在于它的深度。在关于天主教的情节背后，我们能看到波罗如何抓住人的心理，捋出案件真相，也能深刻理解人物的立场和动机，甚至还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来看两段大卫-苏切特版电视剧情节。

第一段是交叉讲述的波罗和卡塞蒂睡前祷告——

波罗：感谢你让我成为天主教徒。

被杀者卡塞蒂：请原谅我，为我今天犯下的罪行

波罗：若我有做什么善事，请您接受。

被杀者卡塞蒂：在我休息的时候请照顾好我，让我远离危险。

第二段是奥尔松女士接受波罗盘问——

奥尔松女士：我为天主教徒祈祷，他们都错了不是吗？天主教的赎罪和宽恕是错的。不是吗，波罗？

波罗：有什么是上帝不能原谅的吗？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例如你违反了他的律法？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明白了什么，试探问：对孩子施暴？

奥尔松：对孩子施暴！这个死去的人，或许是因为上帝昨晚到这辆车上来了，决定不原谅他。

波罗：你一直这么虔诚吗？

奥尔松：我看见了耶稣，他保护我就像我保护孩子们一样，遇见他是五年前。五年来我与他同在。

通过这两段，虽然未提及任何一个关于黛西-阿姆斯特朗的信息。但波罗基本明白奥尔松女士与黛西有很深的关系，她偏执而易怒，具备杀人动机。而新版电影的台词可谓不讲究到了极点，诸君大可去影院比对。

再看一个电视剧的例子，发生在劳模姐饰演的德贝厄姆小姐（即新版的玛丽-德本汉）和波罗之间的对话：

德贝厄姆：您为什么还没来问我？

波罗：德小姐，你和阿不思诺特上校是在装作不认识吗？你们在伊斯坦布尔时看起来很亲密。（在伊斯坦布尔，波罗注意到德小姐对上校说，“等结束后吧。”）你们在等什么结束？”

德贝厄姆小姐：我无权说出来。

注意德小姐在这里用了liberty这个词，非常严肃，非常正式。她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回答。波罗听到就会明白，这其中必定有沉重而黑暗的谋划和隐情。再对比新版的德小姐和波罗三段对话，可谓肤浅至极了。

台词的苍白导致电影对案件细节缺乏交代，观众没有了动脑的动力。甚至，人物之间的系带张力不足，词语间的你来我往少了讲究，更加减淡了案件的戏剧性。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个爆米花电影，不需要让观众太累。我想反驳，这种苍白背后，更有着创作者无意间透露出的对文明和法律的蔑视。

我们来看电视剧版里波罗对犯人们的教育，可以说这是我最期待在新版电影看到的一幕，然而我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人，什么可笑的陪审团，什么可笑的正义。你们无权自己进行审判。

犯人们：“波罗先生，她才五岁啊。”“我们都是文明开化的人。而那个恶魔太过分了。我们需要伸张正义。但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行为，和街上的野人有什么区别？陪审团和执法者居然是自己任命的。简直是蛮荒之举。法律的秩序一定要被高高举起，如果它堕落了，应该将它推向更高的高度。如果法律被破坏了。所有社会，所有文明人都会失去庇护。

犯人们：有高于法律的正义，先生。

波罗：那就让上帝来处理，而非你。

犯人们：但如果他没有呢？他为坏人设立了地狱，又让牧师以他之名行事，原谅那些不应被原谅的人？耶稣说过，让无罪的人投出第一块石子吧。

是的。波罗回复。

犯人们：我们曾经就是无罪的呀，我曾经无罪，先生。

电视剧借这一段探讨了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探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国内时常发生的事。当一件罪案发生后，国人最常见的行为就是试图绑架律法，自己的人犯了罪就会去找人情钻空子。陌生人犯了罪，他们对判决有意见，“我好同情他，该从轻发落。”“他罪大恶极，这判决太轻了。”“恨死他了，该执行死刑。”之前虐待儿童事件发生后，有多少文明人士撕下文明的华服，以他们自己有孩子能靠同理心体会的名义，想要“砸”死当事人。当一个人对少数群体心存偏见，说出一些歧视之言，又有多少人对其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我们有问过自己：我是判官吗？我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吗？我尊重法律吗？

藐视法律的背后，则是这些人对执法程序的忽视不见。他们不懂得监督权力，没有健全的政治观。他们甚至畏惧权力，对权力的恶忽视不见，妄图在不健全的法治社会靠“乌合之众”的力量来伸张“所谓正义”。

因此，波罗那句话至关重要，是现代文明及民主社会的精髓。新版电影，尽管也有几句并未有存在感的台词，但显然将重点倒向了“所谓正义”的一边（结尾波罗走过众人）。我们为何不想想，正义是一个多么模糊、无法定义的东西，每个人心中的“正义”皆不同，有时“正义”背后恰是谎言、伪装和罪恶。倘若所有人都觉得“正义”在自己这一边，那么我们要法律干什么？文明社会将何去何从呢？没有良知的新版结尾那些波罗的话有多可笑！

在电视剧版里，波罗并非如此轻易地原谅了这些犯人。他将犯人锁在一个车厢里，用锁门来测试他们的善良，激动的上校差点拔出枪来杀掉波罗。德小姐马上劝住了他，她说道，“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就成了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野兽。为了杀卡塞蒂，我们的内心已经受到煎熬，现在杀死无辜的人，难道更不合理吗？”波罗也明白，这群文明人依旧尚有良知存在。

通过这两个版本的对比，让我怀疑商业资本对电影语言的毒害。它让这些商业片的镜头语言变得肤浅。新版电影虽然镜头和特效看起来高级，但显然深度上不及电视剧的十分之一。电视剧里有耐人寻味的表演，靠镜头近景和特写完成了完美的体现，线索写在脸上，需要观众去捕捉，耐嚼耐品味。

反观我经历过的矛盾的事，有人总是在鄙视一些电影，如《托尼-厄德曼》《相爱相亲》镜头有多廉价和问题。然而却又对范霍文《她》这样缺乏深度的酷炫电影过分推崇。（我未反对抑或否认《她》的艺术性。）这真的OK吗？对于创作者而言，电影这门艺术，未来是否会有更加深度的可能？

我们再回到刚提及的，新版电影去掉的那个伊斯坦布尔女人。外遇怀孕的她，在波罗、德小姐、上校以及众多围观中被石头打死，并没有人能够解救她。如果没有法律庇护，我们谁都有可能成为被砸死的女人。

在电视剧故事最后，劳模姐饰演的德小姐问波罗，“她知道文化规则是什么，那么她就知道违反意味着什么。卡塞蒂也是这样。”波罗反问，“你们不也是吗？”德小姐回复，“当你被正义拒绝，你会感到自己不完整（incomplete），就像上帝将你抛弃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我问过上帝，我们该怎么做。上帝说，做该做的事。我以为做了，就会感到完整。”波罗反问，“And are you？”德小姐回复，“可是我做的是错的。”

好一句“可是我做的是错的。”她并未屈服于波罗，她的确内心完整了，可是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的这句话，必定也在波罗的内心产生了回响。我想，新版导演根本认识不到这一层。

纵然老故事里，波罗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案件，但案件都是不可预料和后发的。而新版电影，为了建立系列的商业化开发概念，把杀人变成了一件可以戏谑调侃的彩蛋：尼罗河有了杀人案，你是大侦探波罗吗？

有人会反问，不就是个娱乐化的电影，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不，这不是上纲上线。殊不知一些严肃的事情，法律、道德、良知的底线都是不可逾越规矩。法律只要有一次法外留情，那么它必然就会丢失权威性。关于尊重生命，哪怕戏谑一点点，换来的都是世间某个个体生命轨迹的改变。一百部艺术电影似乎也弥补不了一部这样的商业片给观众意识里种下的观念。

老波罗在和南斯拉夫警察做好交接后，背对着杀人犯们走去，手中捏着十字架，眼含热泪，他的内心沉重而矛盾。我想问，新版的导演，你对得起他吗？

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老粉丝，电影并不令我买账。演员阵容固然强大，演技也精彩，但故事讲得流于表面，像是身着盛装走过场的猜谜游戏。打斗戏、十二人排排坐、追打、开枪，以及最后大侦探波洛苍白的内心独白，无一例外附和着 2017 年末观众的审美偏好，但或许也掩盖了整个故事最拷问灵魂的主题，即，正义，究竟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社会新闻（准确地说，是各路自媒体）炒得最凶的一条，是江歌刘鑫案。按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对这一主题最好、最掷地有声的呼应，但这一新版的表达并没能做到。反倒是 2010 年的版本又在我记忆里浮现出来。那一版做到了。

那不是一部被投在大荧幕上的影片，但它从各个方面无愧于「电影」（movie）这一称呼。事实上，这部由获得过 BAFTA 奖的英国导演菲利普·马丁导演的，投射在家家户户荧幕上的电影，可能是我在整部长达二十年的英剧《大侦探波洛》中最喜欢的一集，原因是，它令我感动、警觉而震撼。最震撼之处就在于，它让我反思：

“替天行道”这件事究竟该不该做？为什么？

2010 年那版，电影紧盯着有关“正义裁判”究竟为何进行拷问，从一开头就奠定了一种严肃而冷峻的基调。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一幕接一幕，皆是有关审判的令人悚然的情境：年轻的军官在波洛严厉的推理和质问下，扣动扳机开枪自杀；在伊斯坦布尔，众人掷石块，“行刑”杀死了一名通奸的女性。以上两幕，都并未出现在原著中，但却为接下来的讨论搭建了舞台：究竟怎样的正义才是正确的，而什么又是野蛮？

10 版的导演在波洛的对白中特意强调：“犯罪团伙”十二人一人一刀的仪式，是在替代陪审团，代表陪审团庄重行刑；它强调，这场谋杀象征着法律无法达成的正义。最终，一切铺垫真相推向高潮，水落石出，在逼仄的车厢里，波洛完成了他的推理分析后，异常激动，简直浑身都在颤抖，他高声说道：“你们没有权利代表法律！”

“我们是善良的、文明的人，但邪恶越过了高墙。我们寻求法律，求它主持正义。而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不，不，这样做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街边的野蛮人！法律的规则，必须被高举，而如果它陨落了——”

镜头拍着波洛颤抖的双手。他将它们高举过头顶。

“——你拾起它，并且举得更高！一旦它被毁掉了，那么，对于所有社会、所有文明来说，便再无庇护之所！”

讨论还不止步于此。那部影片中还加入了对圣经、上帝和基督文化的讨论——

“这世上有比法律更高的正义。”瑞典修女这样说。

“那你就等待上帝来执行审判！”

“但当上帝没有做时，当这个世界仿佛生者的地狱，当牧师要求我们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事情时，”修女继续说，“耶稣说：‘让那些没有罪恶的人们扔出第一块石头。’我们是无罪之人，波洛先生。我是无罪之人。”

物理上的艰难，风雪、寒冷、狭仄的车厢，与道德上的两难，是所有主角们必须面对的困境。对于波洛而言，这更加是一场对最深处的自我和信仰的探究。那个夜晚，波洛面色凝重的离开了车厢，将一众“凶手”锁在里面。

影片结尾，大雪之中，波洛穿过注释着他的人群——三两成群的那十三位乘客们——缓缓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们走去。背景音乐一拍拍扣在紧绷的弦上。十三个人绝望却期待地看着他。他们看见，随着波洛一张一合的嘴，列车长匆匆掏出掉了一颗扣子的列车员制服，递给警察——这意味着，波洛最终决定用简单的谎言，放过那十二位私刑处死罪人的、“无罪”的人们。

女教师、军官、伯爵和伯爵夫人、修女、俄国贵族……他们继续装成陌生人，满眼热泪地注视着波洛转身走进暴风雪里。波洛顶着风雪，满脸凝重，六十四岁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挣扎。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十字架，抚摸着。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痛苦。

毫无疑问，大卫·苏切特 是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波洛，这不只关乎外形，还有他的幽默、绅士、愤怒时的隐忍，和对待令他不耻之物时的冷峻——苏切特将一切处理的恰到好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结尾，苏切特淋漓地刻画了波洛内心的挣扎。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波洛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服他放弃他珍视、信仰的崇高的法律，放过了那十三个人。而真正撼动我的，是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的痛苦。他清楚，当把审判、裁断的权力从上帝、法律手中夺走，交由民众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滑坡，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文明再无庇护之所”，意味着野蛮。

如果将正义的执行诉诸民众、诉诸群情激奋，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成为那用乱石砸死通奸女子的群氓之一呢？

法律的崇高，在中国人听来，似乎不以为意。群情激奋，将三个感叹号坠在“我会杀人”之后的人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愤怒，更是对制度的不信任。

与一位正在德国读哲学的基督徒朋友聊到江歌刘鑫案时，她说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有神的概念，才有人的概念，才不会对人苛责。”

“中国人特别喜欢‘替天行道’，”她说，“这是基督教文化里最反对的。审判是神的工作。”

中国素来不是个宗教社会，而是世俗社会，或者是道德社会，我们对伦理道德要求很高，有时候甚至“非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朋友的这句话搞不好要招来反感。但今天，当我们像看电影一样观看这些社会新闻，并像参与互动游戏一样任由自己被媒体、自媒体挑动着情绪，在精神上抡起大斧狠狠劈向舞台中央的人群时，我们是否需要适当的审慎？

一些影片会趁你不备，给你狠狠 一击，让你毛骨渐悚，似乎并无惊天动地之事发生，却颠覆了你原有的期待，令你挑战自己之前的观念——毫无疑问，那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做到了。

从理性的角度讲我想丢出两颗星并肆意吐槽，但从个人喜好来说，我还是看得蛮开心的。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的影品很差，而且并没有和原著、老版电影做任何对比。 去影院的公交车上恰好播放着以色列文化周的宣传广告，耶路撒冷、哭墙、死海，犹太大厨为你展示着琳琅满目的美食，相似的镜头很快在电影开头重现了一遍，让人觉得今天的经历也被某个人生导演安排好了一样。既然是东方快车，自然要从遍地流淌着乳和蜜的东方讲起，算是开篇点题。一个牧师、一个拉比和一个阿訇，他们站在墙边，如同权力的游戏里瓦里斯的比喻：a King,a priest, and a rich man，他们都想在墙上投下权力的影子。不过导演并不是要甩给你一个宗教谜题或政治隐喻，而是为了给波洛一个足够睿智的开场，手杖早已插在逃跑的路线上，守在南门的警察他拿着手枪，气急败坏的逃犯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头撞倒，把案子破得像演唱会一般。 影片其他部分的观感也同哭墙上的手杖一样，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又希望让你看出来的安排，考虑到波洛的演员正是电影的导演，那么也可以说手杖正是导演本人插上去的，正是导演本人小心翼翼地去测量那两个完美的鸡蛋，努力告诉你，看啊！我在塑造一个精细如福尔摩斯、原则如美国队长的大侦探形象！片中有个黑人医生，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巧就有国际知名的黑人医生了，还和白人女家庭教师擦出爱的火花，显然是按今天意识形态硬加进去的角色，后面居然又说他曾是个狙击手！天！黑人狙击手受恩公栽培，转行成为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为恩公复仇，这个故事未免太传奇以至于给原本要讲的故事带来了强烈的不和谐感。实际上，整部电影的内容都充斥着现代意识形态与九十年前历史背景微妙偏差，除了这个黑人，还有斯大林。电影大概两次或以上地提到了斯大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著里的描写，或者这和二战前夜的故事背景有什么关系，或者因为故事里有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公主？但片中只是提到了人名，什么也没说，黑人与斯大林，政治正确与普世价值的痕迹宛然，有种欲言又止的尴尬与生硬。 因为影片中充斥着精心安排的痕迹，所以尽管演员们努力地讲故事，但人物反而显得分外单薄。黑人医生不说了，太过传奇的人设注定表现不完整，演员的选角也是一样，看海报我还以为德普是侦探（骗钱！），但他演的其实是半场扑街的雷切特。德普一直以来都饰演那种亦正亦邪的人物，或许演一个有着罪恶过去的伪商人倒也合适，但是德普的邪从来不是绑架撕票幼女这种让人咬牙切齿的恶，他的正倒是有着大是大非分明的英雄气，从他很早的《忠奸人》这种片子就是如此，因此看似符合人设的选角背后，总是处处的碍手碍脚。如果让德普扮演侦探，倒是可以展示出导演重写故事的野心，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与此相反，让佩内洛普科鲁兹扮演一个唯唯诺诺吃斋信教的中年妇女，简直是一种恶趣味的哗众取宠，我相信女神的演技足以让她胜任任何角色，但是这个版本的叙事中，每个人物的戏份都是浅尝辄止，尽管她依然演得非常完美，而且她依然长得非常完美。 结尾处的“最后的晚餐”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镜头一出，所有观众都窃窃私语，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不是因为“最后的晚餐”有什么深刻含义，而是妙就妙在，导演拿了一个很牛逼的画面，还让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就像一个爱读历史的人去读李商隐的咏史诗，你可以看出那些完美镶嵌的典故，同时你还可以获得“我看出了这种典故”的会心的快感，而且此时只需要有最基本的美术知识。作为主题曲的《believer》也是如此——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pain。一切要表达的其实都已经摆上台面。 现代电影工业有着成熟的叙事模型、人设模型，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对于一个业务娴熟的导演来说，这一切大大提高了电影的下限。我很喜欢热门影评《这不是波洛啊，波洛又不是福尔摩斯！》//movie.douban.com/review/8915401/，文中认为原著的波洛人设荡然无存，这个版本的波洛而更像是梳着浓密鼻毛的福尔摩斯。我不能更赞同。一个天才又乖戾、吹毛求疵一身怪癖的中二英雄显然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而原来故事中的波洛，或许有些过时，甚至是人物过于丰满了。有一篇影评提到过《模仿游戏》中那个康伯巴奇塑造的图灵与真正图灵为人的区别，这很有意思，微中二的天才就是这样讨人喜欢，因此编剧们可以轻车熟路地去塑造一个个卷福、一个个谢耳朵，一个个注定会让人喜欢的套路人物，尽管这些人出现在生活中你一定想把他打死。从这个角度看，流水线式的电影制作已经有了下限保障，而影片的上限依然取决于艺术水准和导演的野心，因此在老片新拍中去追求上限无疑是很冒险的行为，本片有着一个足够精彩的原著故事，几乎不可能演砸，何必自寻烦恼呢？ 故事开始于耶路撒冷，而在“最后的晚餐“中走向尾声，正如我在开头所说，我之前没有看过原著和老版电影，因此对原著人设没有什么深刻理解，而且我是一个极为喜欢泡面片的没品的人。因此指出问题之外，单就影片来说反而有着非常开心的观影体验，我非常喜爱片中的大部分演员，全程带着脑残粉的傻乎乎的微笑。清晰的屏幕上有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海的风光，东欧白雪皑皑的山峦，从火车上的滚滚浓烟到乘客们的考究的服饰，加上那些微妙的选角和演员高超的水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与殖民地世界，每个镜头都让人看得很开心。或许导演的刻意安排有着种种的不合理，但是就观影体验来说这些安排也不是没有价值，这还是可以算一部很不错的商业片。最后的最后，导演又恶趣味地提示你还有一部小说叫《尼罗河上的惨案》，观众又在座位上窃窃私语，他那些露骨的刻意安排又奏效了。

今天晚上我去看了这一个月以来唯一走进电影院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对它很失望，也许我的观点更多的倾向于不尊重原著，而忽略了非原著党观看电影本书可以看到的精彩程度，那就不好意思了，看过阿加莎克里斯蒂将近全部80本左右全部著作的我，实在接受不了，你将波洛拍成这副“模样”。

我曾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侦探小说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奎因，松本清帐，江户川乱步，爱伦坡，岛田庄司等作家，如果给自己一个统计那些年我看过的侦探小说有超过500本。社会派和本格派推理我更喜欢本格派，后来的趋势是更喜欢社会派。其中最喜欢的两个作家笔下刻画的侦探莫过于波洛和福尔摩斯，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更喜欢谁，我会说是这个矮胖子波洛。

《东方快车谋杀案》作为阿加莎笔下刻画波洛形象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其余改编最多莫过于《无人生还》，后来也成为很多犯罪悬疑惊悚片的模仿对象，去年《无人生还》曾重新翻拍，英剧，老戏骨，我觉得改编的很好，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一部作品我不知晓已经改编过多少次，我曾看过其他两个版本的这部改编，我认为今天看的这部是最差劲的。

说到为什么不喜欢这部改编的作品就要谈到福尔摩斯了，作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两个侦探，福尔摩斯当之无愧是影视剧改编的“热点人物”，相当于中国的“孙悟空”。

首先导演根本没有尊重原著党，甚至没有尊重阿加莎和柯南道尔。

波洛的形象本身是一个“鸡蛋头”“矮个子”“八字胡”“大肚腩”“漆皮鞋”的温文尔雅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有些婆婆妈妈的比利时人，可这部电影改编的波洛形象是一个不知礼仪甚至“身手不凡”的瘦高的形象。

波洛和福尔摩斯其名于世界必定有两个人都值得称赞的地方。波洛常说“动动你的灰色脑细胞。”

波洛探案注重对人的心理分析，历史，背景因素的分析，而福尔摩斯探案注重的是案件的细节，观察和发现，也就是演绎法。

波洛是一个关爱社会待人温和并且婆婆妈妈经常被人嘲讽的人，而福尔摩斯是一个冷漠到极致，探案注重趣味性和挑战性的这样一个人。

波洛是一个从来不动手而且身手本身愚笨的矮胖子，只喜欢坐在安乐椅上思考事情的真相，而福尔摩斯是一个身手矫健自卫能力极强的人，喜欢像猎犬一样寻找线索，推敲。

波洛信奉上帝相信一切冥冥之中都有命运，而福尔摩斯是一个信奉科学和理性的人。

而影片中我看不到导演分得清楚这两个人，而我看到的是他将这两个人，写成了一个人。

以上，甚而更多的差异性造就了两个人独一无二的地位。

为什么更喜欢波洛可能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暖男”吧？

再说说这部改编的作品，全篇中几乎完全忽视了波洛探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人谈话中，发现除波洛之外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波洛总是喜欢跟人聊天，而你也总不知道他聊的下一句内容是什么。总是在聊天中就能发现不同寻常值得怀疑的疑点，从而将真相慢调细思的呈现出来。

我觉得失去了“能够看清每一个人的那双眼睛”的波洛已经不再是波洛，而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侦探，甚至改编作品中对于下一条线索的出现实在太过草率根本没有经过细致的推敲。失去了原著小说那种抽丝拨茧后恍然大悟的快感。

影片中，作为神探的波洛，连续两个认错凶手，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事情，波洛是一个经验成熟的顶级侦探，却做出来连“三岁小孩”才会犯的错误，简直是不可理喻。事实上，作为波洛，根本不可能被疑点重重的线索被迷惑，他总是能推开一切迷雾，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

影片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情节“十个问题”，经过导演的处理之后变成了一个追求戏剧张力而缺乏“脑子”的无理的对峙。

整部电影，删减了应有的大片推理情节，删掉了分析与推测，没有提到任何有连续性的推论和验证，在推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失去了“单独询问”的色彩，能够看清每个人的那双眼睛，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波洛已经不再是波洛。

甚至还有整部影片强加上去的心理线，人性的顿悟也好，精神的升华也罢，我都觉得这是导演一场胡闹的游戏，还拉着一大帮人陪他胡闹。

翻拍一部改编无数次经典的作品很不容易，总想着有些不同超越前作，可是如果这样的改编方式，那么还不如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