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采访|袁贻辰 编辑|丛玉华
这是冰点特稿第1064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6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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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同事,本文作者写作此篇的感想,经允许转发朋友圈:
专访一年前和郭导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理解这段克制内敛的拍摄日常,我心里会嘀咕,采访拍摄慰安妇,不就是应该记录那段过去,像一段历史橱窗一样保留下来吗?
一年后,片子走完了电影节,经历了众筹,好事多磨终于眼看就要上映,再去聊这段故事,时间拉近了距离,也稀释了隔离感,慰安妇的痕迹越来越淡,亲切的老人形象越来越凸显,大起大落的历史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所涵盖:活着。
在我们的设想里她们一生都被苦与暗所笼罩,但事实可能是跨越七十余年对甜和光的追寻,用一双有温度的眼睛去看,会被大量琐碎的采访细节感动,会被一部“一点儿也不精彩”的纪录片惹得掉泪
很希望能为这部片子做点什么,下个月十八号上映,一定会再去支持。希望此刻看到文章和这段漫长无比转发词的你们,也能走进影院,去静静凝视那群陌生又熟悉的,奶奶。
原文如下( 全文共8792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文发表于 2017年07月26日 12 版)
大家好,我是蠹鱼。因为当时考虑不周,我用私人豆瓣账号发布了这篇影评。发影评的时候,这部电影受到的关注还不多,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转告给同事们,他们也感到高兴,觉得豆瓣的读者质量很高。
就我自己而言,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私人豆瓣账号,还希望能保留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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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大家~
电影叙述得如此平淡,却刻画得如此沉重。二十二位老人过着清贫的生活,没有人为她们受到的伤害赎罪,甚至没有人认罪,但是她们仍旧坦然得面对着残酷的过去,她还记得韩国老家民谣的调子,她还抚摸自己得到的勋章,她看猫仔不吃的自己再吃,她见儿孙都长大了便觉得幸福,她独自一人离去还把苦难深藏,她说我男人不嫌弃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她说过去了…就过去了,她说,谢谢你们… 女孩说,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所以我喜欢阿婆,她们都很可爱。志愿者说,和诉讼无关的事情我们就不问了,尽量让她们高兴。退休教师说,我那时幼稚得认为可以让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但是三十年了,没有任何回应,反而还打扰了她们的生活,我感到很后悔 … 我说,对于我无法做到的事情以及人性最初的良善与美好,我永远怀有无比的敬意。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这一天上映。
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日本儿子”的短片,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就成为了这个纪录短片的名字。
2014年,幸存者的数字变成了22位,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导演郭柯又拍摄了这部《二十二》,采访对象也由之前短片的一位老人,增加到全部的22人。
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一波三折,不过在聊电影之前,大海想先提一下最近网上热议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7日,微博网友称,“4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乘夜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恶毒亵渎烈士英灵,令人发指。”
配图显示,这4个人身着日军的军服、头戴军帽,在昏黄的灯光下,站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但他们的脸部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难以辨认。曝光的另外一段文字截图显示,这4人应该是中国人,文字中不乏“合拍简直堪比偷井盖”、“刺激”、“汉奸互助”等字眼。
另一件事发生8月初,有微博网友曝出,反课纲的台湾学生朱震被邀请到大陆参观交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朱震曾说:“我曾祖母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对于统战这样一个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很多大陆网友还是不买账的。“阿祖慰安都是自愿的还有什么好拉拢的?”
让人愤怒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样的“精神日本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如果说台湾是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皇民化思想在一代人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那一些大陆青年只是看了几部日漫,在日本留过几年学,就叫嚣“父母生我支那身,日漫赐我大和魂”,我们就该思考,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历史观?
这也让《二十二》的上映,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慰安妇”。影片拍摄时,这一群体的幸存者为22人,截止到2017年7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人。
导演郭柯和拍摄组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探访了幸存老人的住所,了解她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二十二》以山西一位“慰安妇”老人的葬礼开篇。
在一场吹吹打打的葬礼之后,当地村干部在镜头前讲述了这位老人的生前事迹,还带着拍摄组来到了当初被日军征做“慰安所”的窑洞,告诉他们这里面关过多少女人,类似的“慰安所”在附近有多少个。
随后拍摄组采访了当地几个幸存者老人和她们的家人,这些老人虽然不愁吃穿,但也能看出她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拍摄组中有一名韩国摄影师,他说最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些老人的时候,其中一名老人还生活在不能遮风挡雨的旧仓库内,是志愿者们一起帮老人盖的新房子。
还有一位老人害怕拍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出现在镜头中。
为什么会害怕?在海南,有一位志愿者告诉拍摄组,“慰安妇”这个词其实是这些年才有的,以前当地人管她们叫“日本娘”,把这些被日军抓走的女人看做是汉奸。
还有一位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想要为老人们讨回一个公道,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果。他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会打扰这些老人了。
影片中多次出现阴云密布的天空,十分压抑,就像这段历史一样。
在镜头里,这些幸存者和普通老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身体比较好,90多岁高龄,还是自己砍柴、烧水、做饭。还有的没事喜欢喂喂猫,和街坊打打牌,生活的祥和平静。
因此让老人们重新回忆那段过往显然是残忍的,也有人质疑这部纪录片是否应该被拍摄。
不过《二十二》没有刻意去煽动情绪,没有过多的追问。
导演说,他跟这些老人相处久了,觉得她们就像是自己的奶奶一样,“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首先得尊重她。”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林爱兰的老人,她曾经当过游击队,谈起日本鬼子毫无惧色,还从鬼子据点里给战友们偷子弹。
但是提到亲人,老人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泣。她哽咽着告诉拍摄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随后不到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还有湖北一个叫毛银梅的老人,她是从韩国逃难过来的,原名叫朴车顺。在镜头前,毛银梅老人用韩语唱了一段“阿里郎”,还会用日语说“你好”、“请坐”。
提起那段悲惨的过去,她还是忍不住掉眼泪,“不说了,说了我心里难受。”
后来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她就把名字改了,她说:“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海南有个志愿者女孩,多年来一直在照顾幸存者老人。在得知一名老人的死讯后,这个女孩失声痛哭,然后去老人的坟前祭拜。后来在面对采访时,观众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日本留学生。
这个日本女孩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其实这些年,国内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慰安所遗址的去留引发了不小争议。
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当地居民也表示:“它就是一个耻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教育。”
甚至有人说:“是妓女啊,‘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也是对历史的无知。
这种曲解和无知并不罕见,这不仅让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也让不少年轻人缺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滋生“精神日本人”提供了土壤。
参加点映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在网上问导演郭柯,“怎么看台湾有一些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记得导演的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更应该思考他们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想法?是谁给他们灌输的这种历史观?”
据说导演就是受上海慰安所拆迁这件事的刺激,决定将《二十二》推向院线,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段历史。
这是一部预料中不会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拍摄一半资金就捉襟见肘。还是演员张歆艺无偿借给导演100万,才让影片能够拍下去。
后来没有宣传费用,出品方又联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发起了募集100万宣传费的众筹公映活动。众筹共有3万多人参与,片尾的致谢名单上纪录了所有参与者的姓名。
濮存昕、张一山、高伟光、吴刚、管虎等演艺界名人也参与了对影片的宣传,致谢名单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的周边产品销售收益及导演所得收益,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所有信息都会在电影的官方宣传平台公布。
这个过程中,郭柯曾向韩国慰安妇题材影片《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学习经验,这部韩国电影也是靠众筹才完成拍摄的。
韩国社会在保障“慰安妇”幸存者权益方面,做的确实比中国好。郭柯说他参加过一个韩国的慰安妇纪念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小学生,没有人把她们当做耻辱。
从32到22,再到现在目前仅有9名幸存者在世,这个数字迟早会变成0。但是在这之前,能够留下老人们的影像资料,让历史得以被铭记,就是《二十二》最大的意义了。
大海只希望影院能多一些排片,观众也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借用吴刚老师一句话:“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评论区有一些质疑何为“精神日本人”的,觉得自己只是喜欢日本文化怎么就被扣帽子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精日,貌似没有个权威的定义,但是根据我个人感受,以及一些官方媒体关于精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精日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首先精日肯定要是中国国籍,台湾法理上也包括在内。
2.洗白日军二战的“慰安妇”制度,认为“慰安妇”是自愿慰安的。或者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等,对此幸灾乐祸的,洗白日本二战侵略史。这类人台湾居多大陆也有。
3.张嘴闭嘴你国、zhi那,抹黑中国,甚至造谣,夸大中国阴暗面,选择性无视中国好的一面。逢中必反,遇美、日必挺。
4.类似在四行仓库穿日军二战军服,在纪录片《二十二》放映时大笑这样的行为,侮辱抗日先烈和受害者等等。
5.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点,帮日本间谍偷拍国内军事设施,窃取国家机密等等,已经成为实质性汉奸。
其他待补充,反正有以上几点行为的肯定是精日,单纯喜欢日本文化算不上精日,部分人不用对号入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沃伦》:民族、宗教、国家大义,说到底还是“他人即地狱”(二战期间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大屠杀)
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扒一扒联合国的黑历史(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曾强征“慰安妇”)
印象最深的是当阿婆看到日本救助员给她看的军官老了以后的合照后,本以为她会痛骂他们。可是她却笑了,感叹那些伤害过她们军官变老的样子。 即使有些伤痛难以释怀,即使日本政府始终欠她们一句道歉,但她们的内心依旧存有人性的善良。 之前在微博看看到有人说一个街头采访,好像是问中学生对慰安妇的看法,然后有个男生讲这种问题少儿不宜还是什么的,当时看了觉得很寒心,别人一辈子的伤痛苦难在他们眼里是色情的难以启齿的。这些老人 她们的上半生是被日本鬼子毁的,她们的下半生是被同胞毁的 日本欠她们一句道歉 我们国人同样也欠她们一句道歉
前天晚上看的《二十二》
当天看的时候影厅内绝大部分是女性 可我觉得这部片子男性也应该好好看看 看的时候小伙伴问:慰安妇里为什么还会有日本女性? 我回答:你以为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士兵强暴中国妇女的事情吗? 两人沉默。 想到前段时间南京站猥亵女童事件的一句微博评论: “家长们往往教育女儿懂得自我保护,却忘记了教育儿子不要去伤害女性。”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九” 最后归零
题材很好,但是这部纪录片几乎没有成形的故事,以大量空镜头表现情绪,对内容进行碎片化的罗列,而挖掘不深,镜头语言上的调度目的太过于显著。虽然知道拍摄很难,但是纪录片毕竟不是写调查报告,必须作为一个成熟影像展现给观众。
《二十二》比《三十二》更为平淡 但又觉得原本就应该是这样这两部片子的意义在于让人们“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她说:“之前记者来了好几次,都没跟他们说这个”她说:“谢谢你们”这两句就是对郭柯导演团队的认可将她们带进公众视线让人们了解并正视这个群体谢谢你们
存在价值远大于自身内容价值的片子
但愿至少有一位可以见证到官方的道歉…
一生的苦难都过来了,到最后也只有一座卑微的坟头。2017观影最佳。
没资金,采访人数少,资料缺乏,能拍已经是勇气。这种题材,还想组织得多丰富多显眼?打分低的是多专业呀!!!一堆评分低的说些白痴都知道问题。还有一个说没准备好!准备好,老人都走了吧!无论如何,伤疤都在哪里,不是谁去揭不揭的问题。不然老人跟他们说谢谢,不跟你们这帮脑子进过期豆瓣的人说
她们越笑我越难过 她们不是慰安妇 是被称之为慰安妇的受害者
关于应不应该拍这个问题,没有记录,最后真的会变成从未发生过。记住并不是为了带着恨,只是有一些东西不应该被遗忘。
那些说导演不行故事没讲好给低分的人是有多懂?这电影不是让你看技术,也不是在给你讲故事,这是赤裸裸的历史。这历史只陈述就足够震撼和深刻,还给你来个铺垫高潮跌宕起伏是怎么着?历史的伤痛和这部电影记录的那群人的伤痛你够什么资格给评分,这时候就别摆什么高姿态了,装给谁看。
我不认为影片的哪一帧是浪费的。愤怒是一个点动的情绪,没有人能持续愤怒70年,最终一切的情绪都要归于生活,归于平淡的一分一秒。被迫成为“慰安妇”,愤怒过后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我很欣赏郭柯的镜头语言,因为那才是生活。太多的事都太难,而她们很美。《阿里郎》很美,知足很美,友好很美。谢谢。
可能成为这些老人最后的影像了。不谈技术,这部纪录片本身的意义值得五星。
不论收获的情感类别是感动,悲伤,愤怒或兼而有之,将镜头对着这些从人间地狱中走出、压根不愿再回首残酷往事的性犯罪受害者的身体与面容拍摄,价值与意义是零。那些温情伪诗意日常的下雨镜头真是看了让人想吐。
我们从不缺乏对英雄的崇拜,可很少有人佩服平凡人承受苦难的那种了不起。
哭成傻逼 你们来看阿婆 阿婆就很高兴了 突然好希望 人生是有轮回的 突然好希望他们下辈子能像我一样 是被爸爸当公主宠大的 然后旅游路过日本 也能露出愉快的笑容 好心疼那个70岁因为日本身份不能结婚 还被弟弟所讨厌的爷爷 我们总喜欢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发泄在别人身上 哎
这部电影所承载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
被将近结束时的一段话打中,大意就是,早知帮她们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不会有结果,就不去打扰她们了。其实,不管是去打扰她们,还是不去打扰她们,我都能理解。只是记得尊重她们,尊重她们的疼痛。她们不是被八卦的对象,也不是国家间唇枪舌战的武器。
对她们的正确称呼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
我个人很欣赏导演的镜头语言,不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试图把国家的灾难强加给个人进行“升华”,也没有过多感情的宣泄,零碎化、生活化的呈现,描述的近乎是二十二个普通老人的晚景。这也就够了。
今天只剩下8位了。如果说吴京的电影代表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和群体效应的民族主义膨胀感,这部大概是个人和群体的耻辱记忆。如果说吴京宣传他是卖掉房产才拍成电影,这部是靠32099名观众的众筹。这部电影不需要任何煽情,不沉重不悲痛,展现的是老人们最后的生活。她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小众的人。
同意“抢救式记录”的说法,初衷值得肯定,但这种题材光以情动人还远远不够。动不动就以各种漂亮(却做作)的空镜串场,开始还是因受触动而落泪,中段起基本都是因为哈欠了。“去苦难”适得其反,内容单薄隔靴搔痒,素材组接无力,没空镜就成了个短片访谈录。“唯美”的制作思路其实更接近剧情片,然而呈现出的效果却更像一场以慰安妇老人为主题的摄影展。同样是拍采访,得学学人家王兵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