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书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我最推崇的美国电影人，这个帅气的老男人，眉宇间的坚忍笃定跟我的老师有几分神似。没看过《廊桥遗梦》，真正迷上他的是04年那部与希拉里·斯旺克、摩根·弗里曼联袂的《百万宝贝》，那年他74岁，奥斯卡给他颁发了最佳导演奖。“作为一个导演，他喜欢以一个角色的死亡来开始或结束影片。”好莱坞的商业味太重，电影界是浮躁嘈杂的，鲜有欧洲独立电影人对边缘群体进行关注并引发对社会问题、人性脆弱面的深层次思考，克林特是一个例外。他尊重和看重的是电影作品，而不是电影业。
 
上个周末，终于完整看了他最近的两部片子《硫磺岛的来信》和《父辈的旗帜》。这两部片子均以二战后期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战役为背景，分别从日本和美国两个角度来叙述，相互独立又有部分场景相呼应。克林特本着忠于历史的态度去拍这样两部战争题材的影片，他并没有突出战争的胜负，转而重点刻画战争中的人物心理，将镜头伸向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战争的结果于是显得微不足道。
 
对比来看，参与战争的双方，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其中更隐含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日方的阵营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它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主导的紧密集体。影片中日本兵用手雷集体暴毙的场景是触目惊心的。而美军阵营内部，存在一种兄弟般的氛围；在宣扬为国而战的同时，个人对生命和战友情谊更为看重。单独地看，两部影片中又包含了对于本文化异于一般的思考。《硫磺岛的来信》其实反映出日本军营中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几个人物的内心与战争下的残酷现实多方面的矛盾冲突；《父辈的旗帜》更是颠覆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对英雄光鲜背后的无奈和内心的挣扎做了真实的透析。
 
两部片子各有一个触动我的人物。
 
《父辈的旗帜》中，印第安人Ira Hayes在被推到美国英雄的位置上之后，内心一直是痛苦挣扎的，硫磺岛作战的场面无时无刻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战场上是坚忍高大的形象，在市政厅的广场上带给美国人民的也是光辉的英雄形象，但在政客商人的急功近利、人民对英雄的期待面前，他又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在他借酒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引来一系列麻烦之后，不得不被遣回战场的前一晚，这个满脸泪水的男人说出了几乎所有战争英雄们的心声——“我受不了别人叫我英雄，我只是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中枪而已。我看过的、做过的那些事，一点都不值得骄傲。”那些见证战争并为之浴血的幸存者，战后往往被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奉为英雄，而这一切的荣耀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人们看重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却极少关注战争带给他们持久的创伤。当他们习惯了苛刻的军事体制，习惯了军队中残酷的死亡游戏，一旦带着对现实的憧憬重回现实，又是和现实处处相抵，最终要被现实遗忘被舆论边缘化的一群人。正如影片结尾所说：“英雄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是人们需要的。”英雄也有沦为“昨日英雄”的那么一天，这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字眼。
 
《硫磺岛的来信》中，西乡是一个纯良软弱的小兵，他本来是一个小镇上的面包师，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当他所在的小分队遭遇惨败，轮番拉开手雷集体自杀的时候，看似懦弱的西乡最终背叛了武士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存”，而另一个名叫清水的士兵，从他身上也折射出日本人在个体生命和天皇二者之间的徘徊挣扎，生死只在一念之间。逃兵的行为是不为日本军国主义下的社会伦理所容的，而求生的欲望又是强烈得让人窒息的。背叛武士道的西乡和清水成了患难之交，他们与大部队汇合，尔后又俘虏了一个美国兵。美国兵临死前留下的母亲写给他的信又给这两个小角色很大触动：原来美国人并非野蛮人，他们也有儿女温情的一面，甚至两国母亲写给儿子的信都是相似的。他们都在扪心自问求死的意义，个体的生命在天皇的面前就真的那么渺小没有价值么？那么对于那些牵绊他们的亲人呢？他们最终选择了做逃兵，可这样的选择偏偏又是苍白无力的。清水找到了美军，举了白旗，他真的以为美国人会优待俘虏。而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又是何其野蛮残忍。那么清水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西乡在美军的驻地看到清水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充满了冰冷的绝望，是对未来、自由、亲人、生命一切一切的绝望。战争把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小人物的离经叛道往往折射出社会伦理的苛刻，而这种离经叛道的结局往往又不敌世俗苍白无力。
 
曾一度对和平时代的男人表示不屑，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自私自利缺乏对所爱之人及社会的担当。今天，我质问自己，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女人，如何清楚所谓的“洗礼”？人们对军人的自律自强坚韧不拔充满敬仰，又何尝没有加入幻想的成分？现在的人，对战争究竟了解多少？军人们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真的视死如归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吗？他们的信念，宁毋说是一种既有的责任感。责任，好可怕的责任！这样一个伦理性的概念，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却无视我们想要做什么。道德伦理企图把人约束在一个有序的框架内；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人们大谈责任而不闻个人自由意志。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让一对没有感情的男女继续维持不幸的婚姻关系；个人对于单位的责任让一个不喜欢既有工作的人放弃选择更好的可能；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让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放弃他的血肉甚至变得无情无义。个体的爱情、自由与生命在责任的强势下显得如此卑微。责任何以成为可能？人生之为社会性的人，同时又无法剔除欲望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责任对于个体约束的必要性。爱情区别于滥情，自由更非为所欲为。责任的理念是让人人自觉担当，而不是强制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况且任何一种应该和不应该都不是政府说了算，它至少要代表民主的声音。
 
责任的履行需建立在双方的对等上。爱国之前提，是国也爱我。这样看不免显得飘渺，而国非政府，乃是一种族群的认同感。历史上，越往前追溯，国家的地域概念越是淡化。譬如唐代，并不是很强调疆域的概念。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更多是一种基于文化和族群的认同感。地域上的国与国，人们是可以任意走动的。对自由的设限越多，人们冲破禁忌的方式反而越极端，手段的杀伤力有时甚于终极目的。一个轻视个体生命的民族或者国家，人人言其爱国，实为惧政府。这样的国爱得太空泛，一旦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显得不堪一击。也就不难理解，活着的英雄不过是战争的幸存者，叛变的逃兵不过是受求生欲念左右可怜人，而难以计数的死者则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问：一个空有责任感的人，若没有内心真爱的支撑，何来的担当？
 

茨威格曾说，历史是最好的传记作家。二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迷人，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二战本身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

而且，每每看到德、日这两个轴心国大坏蛋最后阶段的殊死搏杀时，不管什么人都喜欢冠以“困兽犹斗”这类词汇。曾经，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不断有“被洗脑”的年轻士兵冲上前线，为了“帝国的荣光”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难道，真的仅仅是“被洗脑”这么简单么？

后来看了很多二战德军士兵的回忆录，才开始逐渐解开心中的谜团。至少，从这些回忆录身上，能够从以往并不了解的视角中获得了一些珍贵信息。

比如约翰.福斯那本《黑色雪绒花——党卫军士兵回忆录》中，作者多次强调说：在战争后期，战火开始燃烧到了德国本土，我们年轻人有责任和义务“保家卫国”（原本的入侵者现在变成了受害者，这便是战争的残酷与戏剧性之一）。而且在最惨无人道的东线，也发生了大量苏军士兵强X德国妇女之类的暴行。每一个德国的年轻人，奔赴前线去捍卫自己的家人不受侵害，从这个角度上看，也似乎没有太多值得苛责的。

况且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整个欧洲的公敌除了纳粹德国，还有布尔什维克的入侵。作为德国年轻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风暴席卷自己的国家，也在合乎情理的范围之内。

作为个体，参加德军未必一定得先成为所谓的纳粹信徒，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德国公民的责任感。同样在这部《硫磺岛的家书》中，未必一定出于对天皇的效忠以及追随武士道的殉难精神才去岛上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就像剧中主角之一小鬼子兵西村那样，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面包师傅，爱自己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宝宝，然而在这个悲剧的时代下，面对“为国效力”的强行征召，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我相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日本，以这两种方式去参军的年轻人，一定都大有人在。前者主动，后者被动，但两者皆不是我们经常被灌输的那种脸谱化的、一味被洗脑的、只有粗暴没有情感就像一架杀人机器那般残酷无情的法西斯士兵形象。

尽管有人吐槽或者批判说老牛仔“美化”了日军士兵，但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句地图炮说日本兵都没有人性，这更加是一种赤裸裸的污蔑。

剧中最打动我的一个情节，来自于粟林忠道与西村的一句对话：

“西村，你是一名好士兵。”
“不，长官，我只是一个面包师傅。”

姜文曾不解为什么一个日本平民那么友善，穿上一件军服就变成了杀人魔头，后来他拍了《鬼子来了》。而在《硫磺岛的家书》中，老牛仔却淡淡地告诉我们，鬼子脱了军服，他也只是个面包师傅。

西村就是这样的一名“面包师傅”。他来到硫磺岛后，并没有什么一定要为国捐躯的想法，也并不打算将来成为英雄躺在靖国神社里被后人参拜。虽然他自己也明白，生还的几率基本上没有了。但还是想努力活下去。嗯，活下去。

这样的人，未必一定能代表所有的日本士兵，但一定大有其人。甚至还有一个曾经侵入我大中华的鬼子兵，在激烈的战事交锋面前，仍旧能够保持一颗小清新般的文艺情怀：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绿，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加之天气晴朗，把春风骀荡、春日和煦、春日迟迟这些汉字的形容词拿来套用，与此情此景完全合适。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得的构图，那就纯然是一幅Crown Leader 2的插图。”
——摘自《小津安二郎的书信》

这名日军就无需赘言了，将来成了国宝级大导演。如果他只是一个被天皇洗脑到极致的日本鬼子，断然写不出如此轻松、超然的日记来，也绝不会把拍电影和开豆腐店联系在一起了。

或多或少有些“恶搞”的还有这部影片结尾。走投无路的西村面对美军的包围，之前一直怕死的他，此刻却“一心求死”了。这是一出很绝妙的情节设定，由于之前他的同伴清水投降美军后却被射杀，因此绝望之下的西村拿着一把工兵铲在那里歇斯底里起来。但好歹老牛仔还是给了这群注定成为炮灰的鬼子兵们最后一丝怜悯：

他，西村，一个不想当兵的面包师傅，因被美军生擒从而戏剧性地活到了最后！

听说大导演Clint Eastwood拍了一个关于二战的电影，于是就找来看了。Clint Eastwood是我少有的几个钟爱的导演之一，若是看过《完美的谎言》，很难有人会不喜欢他。吸引我来看这部被翻译成《硫磺岛家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讲述了一段日本军队二战后期死守要塞硫磺岛的故事，很想知道一个美国导演如何拍一部很日本的电影。
 
整部电影除了偶尔冒出的美国大兵讲几句英语外，主要演员完全使用日语，如若不是对电影有所了解，很难会想到这样的电影会出自一位美国导演之手。故事的主角是一群接到任务要留守在硫磺岛上的士兵。此时的二战已然接近尾声，岛上士兵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和很多电影里描写的日军一样，电影中自然也不乏那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荼毒而变得穷凶极恶的愚蠢日本军官，但是同样也有像指挥官粟林忠道以及士兵土乡这样已然看到败迹的人。
 
在混沌与清醒之间，这些可怜、可悲也可恨的士兵用最后一点力气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家书则成了慰藉他们心灵的最后一点曙光，同时也折射出这些总是被描写成凶狠恶毒之人颇有人性的一面。片中有一个镜头让人印象很深刻，受伤背负的美国大兵在第二天清晨死去，那个曾在奥运会上拿过赛马冠军的日本军官读了留在美国大兵身边的一封家书。信是这位大兵的母亲写的，她用爱切的口吻鼓励儿子要坚持战斗并要或者回家。听完信的内容，士兵清水感慨地说，以前总以为美国人是胆小鬼，懦弱，无耻，狠毒，原来他们的家书也和我们一样。
 
许多年之后，日本的史学家从硫磺岛上挖掘出了粟林忠道写给家人的信件。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但是人们反思这段历史的程度显然还远远不够。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从这场残酷的战役中幸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还保有清醒理智却已被战争伤害了心灵的土乡以及那个顽固地一心要与美国同归于尽的疯子中尉。这两个人所代表的思想不正是今日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的两种态度么？
 
直到现在，依然还记得那个死去的美国大兵的家书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正义需要有人来伸张。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在当下着实打动了我，但是当你看到美国士兵为了护卫自己而枪杀两名投降的战俘时，已经不知道正义何在了。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战争从来就没有对与错，有的只是利益的纠缠，以及胜者王败者寇的结局。当全世界都去关注日本天皇如何低头承认战败时，有多少人会去关注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小人物的命运？！谢谢Clint Eastwood给了我们一次反省的机会。

基本上主人公有点戏剧话。其实是逃避杀阵，但还老有一票理论来说服战友。例如，为了不想自己玉碎，劝解倒数第二个死的说：“好军人不能这么死，要继续杀敌。。。”。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活着。这也对，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当英雄的。而且一个敌国的英雄，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好事。这种怂包草蛋在自卫队里越多越好。
最搞笑的是那个企图做自杀性攻击的中佐。身上刮了3个反坦克雷企图牛逼烘烘的去找一辆美军战车玉碎。结果在野外海滩上连着睡了两觉也没玉碎成功。最后扔了3个雷，回山洞里发现脱了外衣睡多舒服。结局挺好，被美军俘虏，捡了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