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

《青春：春》（以下简称《青春》）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或者说，王兵几乎难以令人失望。我们在卢米埃尔厅中共同静坐近4个小时，望着银幕上一群工作和生活在浙江省织里镇的成衣加工厂中的缝纫青年。他们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出头不等，在缝纫机震耳欲聋的轰鸣里，他们重复地对辑线、骑缝、包边，他们听音乐、吃饭、谈恋爱、掐来掐去、打情骂俏。大多数时候他们看来无忧无虑，偶尔他们试着解决劳资纠纷，但未必总能如愿。

这就是《青春》，一个全新的王兵三部曲的序幕。电影拍摄于2014至2019年间，它已经高调呈现了打造宏大结构的野心，既让人想起《铁西区》（特别是《艳粉街》），也令人想起《苦钱》。漫长的时间里，王兵又一次运用“直接电影”的手法，成功隐身于他的拍摄对象之中，织里镇自在与自发，生产出无穷的生活的片段和支线情节。尽管偶尔有瞬间让我们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但在那些可爱的时刻里，摄影机像一个朋友般被年轻人对待，这几乎更加证明了他作为纪录片创作者的魔法，也证明了本片在视角校准上的高贵之处：选择融入和平视，放弃故作姿态的同情和悲悯。《铁西区》未被直接呈现的姓名，在《青春》中以字幕标签的形式被寻回。我们于是看到了每个具体的人：小伟、胜男、香香（皆为音译）……

做到了这些，王兵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片尾的字幕中写道：“谢谢这群年轻人的精彩的生活。”

在王兵的忠诚记录里，随处可撷取饱含深情的细节。“我不想了解你的过去，只想参与你的未来。”说着土味情话的青年男女，终日在缝纫机两侧为邻，他们的生活看似封锁在工作台上，浪漫却肆意丛生。在一个片段中，男孩女孩在屋内打闹，女生嬉笑着从屋内跑了出去，男生在后面追逐，安静地摄影机也旋即启动，尾随男孩来到室外，画面却瞬间过曝，只剩下明晃晃的一片，像极了他们盛放的爱情和青春。

然而，这绝不是说《青春》只带来了乐观或者愉悦的体验，相反，它更是带领我们体验刻骨铭心的异化之苦。无人不会对着银幕哀叹，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花样年华，工作于肮脏嘈杂的环境里，栖身在条件恶劣的集体宿舍中，缺乏娱乐，要为了一分一角的计件工资同蛮横的管理层拉锯沟通。212分钟浓缩不尽五年的辛劳，却成全了作为观众的我们与人物/对象在时间与生命经验上的某种同步与重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青春》中出现了大量音乐。它们不是配乐，而是工人在工作中聆听的背景音乐（以环境声的方式出现），又或者是他们随口哼出的调调，既有港台流行歌，又有DJ舞曲和土味民谣。在今天稍早前流出的预告中，李玖哲的《想太多》便是其中一首，而恰是这首歌令人感慨深刻。镜头前，年轻人疯狂地踩着缝纫机钉袖子，动作迅猛仿似降格镜头，他忘情地跟着音乐大声合唱：“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纵览全片，这些生活空间被极致剥削压迫的年轻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可谓一无所知，因为王兵从未有意打探，也并不会刻意倾听。但随着时间推进，我们终于同人物一起陷入了凝滞和沉默之中。

《铁西区：工厂》中，濒临下岗的女工在工人俱乐部的卡啦OK机前高吭一曲《走进新时代》，这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伟大实验狼狈落幕的妙笔嘲讽。而《青春》中这些歌曲的运用，则说明了市场经济起步后的困窘：它将昔日不可触及的幸福生活画卷和丰饶文化图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却永不可能承诺分配过程的平等。

如果说《铁西区：工厂》描绘了国有资本大厦将倾的末世景观，那么《青春》的“末世感”则更令人毛骨悚然：这是《让娜·迪尔曼》式的无间地狱，是一阵不得摆脱、无药可解的现代性癌痛。它掏空了青春，剥夺了梦想，榨干了血汗。从雪花飘飘的北国，到烟雨濛濛的江南；从国营重工业野兽般庞大的厂房，到私有轻工业鸽笼般密集的小作坊；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从上个二十年，到下个二十年……这个末世感循环且彼此呼应，镶嵌在王兵作品的基因中，成为了我们无法绕开的关注点。

铁西区第一部分：工厂 (2003)

8.6

2003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王兵

王兵的影像素来质朴，却也因此更接近电影的纯粹性，它捕捉日常生活，其艺术性源于它被制作成电影并被放映出来时所产生的天然的陌生感——这些活生生的普通人，忽然直接放大成为被我们凝视、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我们自动地将画面中的信息重新编码解码，并由此创造新的意义。但不论他如何试图抹去自己的意识形态与阶级性，在世界性的语境下、多文化交织的观影环境中，他镜头中的中国就是如此的富有争议：当我们坐在戛纳的电影宫中，同世界各地的文化精英共同观看《青春》时，它残酷的落后性和陌异的奇观感，将时时刻刻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

《青春》不惧分享这些困境，也带我们窥探了征讨剥削者的可能。影片后半程，工人们逐渐集合起来，试图和管理层谈判涨工资，这一过程并非像好莱坞与欧洲的政治题材叙事电影中那样充满组织性与战斗力，相反，这群年轻人的无为与软弱从想象中的革命中挣脱出来，鲜血淋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面对有产者，在锱铢必较的讨论中，他们毫无气焰和怒火，只剩萎靡的协商与期待，甚至还有狗血的内部消耗。在复杂的底层人情社会中，犬儒是保持自我声誉的态度和方法，也成为了他们画地为牢的诅咒。王兵在戛纳的发布会上开诚布公：“中国人的命运就是对强权的屈服。”于是，剥削自动地在织里发生，反抗却是明灭的星火，根本难以燎原。

《青春》的批判性便由此而来。王兵说：“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当一个劳动者要在不公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去劳动时，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希望变成别人的工具，但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的命运就是别人的工具。”由此我们发现，尽管他一再表态他的中立、客观甚至冷漠，基于人性的良善和同情，依然难以被忽视和掩盖。

作为可以载入影史的纪录片大师，王兵发掘了是如此稳定而奏效的形式，形成了如此强烈可而不动摇的风格，《青春》似乎天然就是成功的，但我们必须要规划更长远的期待——毕竟只有等三部曲终结，我们才能洞悉到它宏伟的结构观。无论青春何去何从，这部史诗已经亮出了它绚烂的序章。若说还剩下什么期冀，那就是祝它好运，最终在本届戛纳上能有所收获。

远远望去，这群在浙江省织里镇打工的青年住在简陋破败的宿舍中，这里的门窗被小广告覆盖，成堆的垃圾环绕在四周。或许，在旁人眼里，他们的青春是悲惨的，是注定灰暗无聊，甚至阴郁绝望的。但导演王兵选择深入其中，用镜头平等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没有刻意增加戏剧性与故事感，更没有激烈的控诉或同情，静静地道出普通打工青年的喜怒哀乐。

在镜头下，我们听见机器轰鸣里的欢声笑语，看着他们笨拙地打情骂俏、真诚地交友玩耍，一次次相拥、相伴；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心酸与无奈，无数次讨薪却无功而返，唯有落寞接受老板开出的低价，父母之命终究还是拆散了工厂里的金玉良缘，有那么一瞬间相爱的人竟以为能白头偕老。

王兵从不渲染、从不俯视，没有卖力表现工人阶级倍受剥削的处境或表达深切的怜悯，他只是平等忠实地记录，记录下《青春》里最宝贵的东西，那是丰沛的热情、饱满的活力、强烈的自尊、满心的倔强和对未来无限的希望。

王兵：我关注是个体，我电影从来不拍群像，只是人们有点误解。我对宏大叙事没有兴趣。

问：和电影里的拍摄对象是否还有联系？有没有把影片给他们看？

王兵：前几个月，我跟影片里边的这些人物，在微信上有一些互动，但是这个影片没办法给他们看，一个是当时影片的后期全在巴黎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影片里边的所有人还是像他在电影里一样地生活。而且我觉得可能电影里面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间。

我电影所拍过的很多人的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大，我们在微信里经常会谈最近的情况等等。总的来讲，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在电影里边有很多很灿烂的（时刻），但是在现实面前，其实每一个人物逐渐进入到他们成年的社会角色。

问：你怎么理解命运？

王兵：中国人讲的命，跟西方人的命运是有差异的。西方人讲的命可能是指人生，我们都是动物，我们从老到小都会死掉，有一个自然的规律，不可违背的这种规律。中国呢，我觉得当然也有这个意思。我理解的中国的所谓命，就是人们对强权、对权力、对更强大势力的一种屈服。

问：如何看待以后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劳力？

王兵：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太关心未来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没有特别去关心这些，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也很喜欢劳动，我非常愿意劳动。但是对我来说，我电影有一个可能是我永远都在徘徊的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当所有的劳动者变成在不公平的状态下不断去劳动，我觉得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每个人都不太希望自己变成别人的工具，事实上，有很多人永远，这一世、这一辈子的命运，就是别人的工具。

问：拍摄中有被触动吗？

王兵：我很少被感动，我的性格一直是非常理性，我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拍电影，我我觉得我更想做的事情就是在电影里面能展现他们。我很愿意用电影来解释。

问：这个项目拍了很长时间，怎么理解时间？

王兵：这个项目是时间比较长，但是对我来说，我也很愿意拍这样一个长时间的电影，主要原因是我是一个黄河流域的人，但是我想在长江流域来完成一个作品。

一方面是为了拍电影，另一方面是我需要了解整个长江流域，这一带的文化、人的生存，这种很内在的信息。因为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上海，整个长三角地区，因为这是中国跟世界最早接触，或者说在接触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中国一种新的文化基础。也可以讲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我需要时间精力去在这个地区感受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在这个国家里边一些很实际的做法。

（长三角地区在）中国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地区会影响未来的中国，我觉得起码会对于中国整体的社会变化，将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影片在外网的简介说是来自云南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附近打工的故事，但看完影片 首先在影片最后说的很清楚影片素材来源于浙江省湖州市打工的一群外来务工青年群体里，具体拍摄时间是2014-2019年 是在疫情前的作品，细数下来，影片里出现介绍的似乎都是来自安徽省的务工青年。不过似乎可以理解，外国人/欧洲人 颠来倒去知道到🇨🇳城市不过北京和上海 云南和安徽大概是因为影片，致谢里首先提到的是云南吧 。

三个半小时的记录，短短的几段故事拼接在一起，人物极其肤浅，除了日常略显粗糙的生活之外，没有触及到一丝灵魂和内心。整部电影彷佛一本断章取义，杂乱无章的小说片段，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只有这几个月的故事。很明显我的观影水平不足以让我欣赏这部电影。比起作为局外人，窥探别人生活里的隐私，我更好奇，他们是从哪里走来这里的，未来又会走向哪里去，他们是否满意生活他们是否愿意改变。我讨厌极了那种上位者自以为是的怜悯和同情，虽然从这部电影里，导演确实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手段展现这一点，但是从王导的采访和媒体的评论里，“弱势群体、底层群众、苦难”相关词不断被提及。我不知道被拍摄的人是否真的会感谢这些高高在上的同情。我支持弱势群体被看到，我很感动有人愿意为他们拍电影，发声，但是这种流于表面的碎片化的窥私式的展现，恕我这个电影门外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欣赏。

看了王兵导演纪录片《青春》的预告，仿佛看到了平行宇宙中的自己。

爷爷是一个裁缝，父母以及很多和他们同辈的亲戚八九十年代都在广州、珠海、东莞那边做过制衣。父母从广东回来后开了一家小小的制衣厂，童年的记忆里很大一部分就是缝纫机和各种布料，小时候的很多衣服都是爷爷做给我们的。后来父亲生病，为了治病到处借债，但最后还是去世了，生活真的很艰难。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是最难的几年，爷爷奶奶和亲戚们都说如果我学习不好就想让我早早不要上学跟着亲戚去广东做衣服，早一点打工挣钱。上小学的我不太懂，但也知道这应该不是好出路，杂乱的狭小的制衣车间和我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光鲜的白领生活不一样，我不想做衣服，我想要去大城市。于是努力读书，考上初中、考上高中、考上大学……

看到这个纪录片中的那些年轻人，原来我也可能和他们走上同一条路，我也可能像里面那个躺在男朋友怀里的女孩子，找一个同厂的小伙子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在不到三十岁就生三个孩子，就同我另外一个同龄的亲戚一样。

现在的我也许逃离了制衣车间，可是也没有融入大城市，我们成为了新一代的高学历厂妹，在格子间里打工，变成社畜，工作时长一点也没有变短。而面对越来越难的上升空间和经济发展，好像还不如八九十年代父母在广东打工，至少他们是满怀希望的。

这就是我父母的青春——被胶带涂污的高头机、嘈杂的车间、刺鼻的胶水、铺天盖地的海绵条... 父母从陕西到浙江，从尘烟飞扬的黄土地到一下雨就四壁挂满水渍的南方。这部纪录片里有太多我熟悉的东西，没让我感到悲伤，反而让我感到兴奋！呈现的所谓的“肮脏”“丑陋”是的的确确存在的，甚至无需用夸张的景观和狂野的行为来进行艺术粉饰。我一看导演的出生地——陕西！太巧了，我从没去过陕西，但我从那部09年的索尼卡片机的照片里看到了很多的陕西景象，很多工人的影子，可以说我在父母朋友用记忆共同构建的陕西世界里成长。 这的确应该拍摄，应该多拍中国工人的故事，波澜壮阔的历史！ 很多人看不下去这部纪录片，我只能说你们被喂养地嘴巴已经坏掉了。这分明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我抱着十足的兴趣看了下去。镜头朝向年轻人，可是我记忆里的永远都是吵闹的机器声和沉默的工人，或许很多人难以想象现实当中没有荷尔蒙和音乐会怎么样吧。影片拍摄于2014至2019年，那时候的确还有很多年轻劳动力，那四年之后呢，有多少剩余和沉默? 导演似乎挑动了阶级的界限，但只是目光的转移远没有跨越，当剔除戛纳、日上的纪录片话题趋势、窥视狂欢、年轻、肮脏...还有什么? 衰老、沉默、封闭...? 青春的登场聚焦是否以一种特别的存在暗示另一种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