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行动

人类发展史上，诸如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大致都源自少数人内心深深的仇恨和憎恶。这些仇恨的来源最简单，源于无尽的私欲。在某个人私欲未成形之前，可能只是生活中的某种无所谓的章节。而当他拥有权利和时运时，一个人的命令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
纳粹德国曾经占领大部分欧洲，曾经毫无顾忌的灭绝一个种族。当邪恶帝国覆灭后，余下的德国人又如何正视自己的历史和这些罪恶呢？当地球上恐龙主宰世界的时候，冰河期来临前的逃亡和努力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都会象一个人一样凭借本能去寻找出路。
这就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正视自己。诸如德国，经历的时代变迁造成的民族伤痛和尴尬让人难以正视。从天堂进入地狱的心理落差，曾经至尊无上与被全世界唾弃形成的巨大反差，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具备优势的事实——他们更有机会认真审视自己，直面一切。反之，某个被人类文明宣扬的文化国度史上接二连三的投降过，到现在却还一直鼓捣所谓的自由。
德国电影近年来围绕民族之痛制作的影片堪称理性主义的经典。这些影片将自己民族曾经的罪恶如此认真坦率的展示给世人，仅仅这种勇气就需要赞美肯定。能够认真直面自己的过去，才能更好的振兴，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总比抱着老祖宗的余韵止步不前，抑或厚颜到维护全世界要好。所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是全人类通用的真理，是人一生必须去面对的事实。只是你面对某些错误时是什么态度？

《伪钞制造者》一如既往，通过独立个体的战争遭遇形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影片通过纳粹集中营中所谓的专业人士制造伪钞参与二战时期德国经济战争的事实还原了战争的荒谬和无情，以及个体在绝境时刻的种种人性表现。其中以罪犯主人公萨利、纳粹军官赫尔佐格和红色犯人阿道夫为典型代表。这三人的种种行为颇为值得深思。
纳粹军官赫尔佐格是典型的投机者和物欲追求者。对于赫尔佐格来说，适时的投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需求。这个人对于权利有着游戏般的认识，作为纳粹军官的身份，是为了获取荣华富贵。本质上讲，他获取权利是为了贪图物质。很简单，纯种日耳曼血统和精于算计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有用的纳粹军人。即使是违背伦理道德，即使成为刽子手，他自我认定的核心是投机的成功。随着纳粹逐步消亡，他对萨利的态度也在变化。在这个稍嫌滑稽的人物内心，其实他将自己归属为与萨利同类。而事实上，有些无知的他只是这个国家的战争牺牲品。在太平盛世，他可能是残酷的商业精英，可能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为了金钱和物质而活着。
萨利的搭档阿道夫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即使在绝境中同样会为信守信念而坚持，并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而这种反抗精神是必须被正面肯定的。相对于精明的生存者萨利来说，阿道夫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尤其是在死亡集中营的高度恐怖中度日。假设，阿道夫这样的人不曾存在、不能存活，对于生存在惨绝人寰环境中的人必然会失去一种支撑。可是对于阿道夫来说，盲目的坚守原则导致同伴们直接面对死亡的行为却又值得反思。这种出于政治形成同伴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讲，盲目自大是他的真秉性。人只有在这种自大中，才不会顾忌他人的性命。为政治孤注一掷，貌似伟大，其实有待商榷。
影片围绕着萨利作文章。他是战前的罪犯，与政治毫无关联，而且相互抵触对抗。但他的确是一个鲜明的个体，一个被卷进人类战争的单纯人类。他具备强烈的求生欲和人性智慧的本能。他务实，相信走一步算一步，相信稳定可能生存的关键点，相信最终存活是集中营生活的第一准则。这些想法，放在正常社会中，就是他赖以生计的生存法则，放之四海皆准。萨利通过洞察力可以分辨体系中的种种漏洞，面对危险真的可以缩头乌龟，面对政见不同的质问可以不理不问，面对强势人群的讨好同样如此。他聪明的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聪明的知道自己的目的所在。在罪犯生涯中，他是牟取者，而在高度生存危机中，他是拯救者。通过这种反差可以看到，他的同情心与生存法则同在。如同商人辛德勒，他通过种种手段和计谋获取大家的平安。
令人伤感的是，这种力量却是在被纳粹军官羞辱后的自尊受创和目睹自己的保护对象被消灭后的内心恐惧而最终爆发的。他与赫尔佐格的关系一直有些猫捉老鼠的味道，同类中人，相互利用而已。他与阿道夫的矛盾是原则上的冲突，意识形态严重对立。而萨利本人，属于人类中的生存精英，具备来自蛮荒的强者印象。影片通过这个人物在集中营中的行为鲜明对比了政治的荒谬、战争的无稽以及民族的刺痛。任凭你具备鲜明的政治倾向，最终的拯救者竟然是太平盛世时的一名罪犯，原来是大众的唾弃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伟大的拯救者最终面对赫尔佐格的讨饶竟然放下了武器。于是，战后用大量乱真的假钞刻意输钱的萨利最终面向大海无语。也许那一刻，他感受了什么。

《伪钞制造者》的价值依然在于高度的反战和最自我的民族反思，导演斯黛芬卢佐维茨格所展示的影片世界深得人类生存体系的终极体现，这部电影可能为所有纯粹个体重现了被剥离政治后的人性全部。罪犯萨利独坐海滩的时刻，他内心一定一片空荡，因为他自身也只是侥幸存活而已，因为他依旧是一个没有被承认的人。其实最让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从他的经历中获取了他凭借一己之力却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和悲凉，他的生存准则被彻底颠覆。面对缺乏信仰的自己，他如同孤魂。与其说他对世界绝望，不若说他对自己的民族绝望。而这一切，完全是错误政治和荒谬战争所导致的。

   忧伤的音乐,镜头转到被海水打湿的报纸上,音乐开始轻快,镜头又转向海边无所事事的士兵.索洛维奇进入镜头,说实话一看他的长像就觉得有些不仗义.而且这种感觉一直延续了很久.
   这部影片开始真正的吸引我是从五个犯人去制造伪钞开始,因为那时才开始看懂大致剧情.影片的主要冲突就是在苟延残喘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是冲动的牺牲自己去为战争做些"实际的事",当然体现在索洛维奇和博格的身上;再有当然是深明大义的永久性主题犹太人和法西斯的矛盾,确切地说是法西斯的恶性引得犹太人的反抗,这反抗就体现在两个英雄的"对峙"中.医生说:我们活着就是胜利.这句话太残酷,也太现实.脆弱的人无法面对(五个人中不会伪造的那个),坚强的人会努力改变境况活下去(显然是主角们).
   博格较索洛维奇来说英俊的多，他们的长像和他们的性格也很符合。他在乎其他的犹太人，在乎大局。不愿意自己睡着柔软带香味的雪白床单，一星期洗一个澡而整天听着他们这个小世界外连连的枪响。他要做点什么，不能拿着修整刀去反抗，只能用他适合的手段阻止。这个方法有些自私，他牺牲同伴的性命来为战争做贡献，可是他有没有考虑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战争中走过来都经历了艰难万险。我真不知道他是无私还是自私。还有只有他认识到伪造背后的真实状况。
   索洛维奇总是端着肩，毕恭毕敬的样子，有些胆小。但是这能说明他不勇敢么，为了活着他必须这样做。第一次听到枪响时的一抖和随后奋力的敲打,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惧怕死亡的人,当然我们都害怕死亡.他聪明,懂得用自己的本领换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始终尽心尽力的保护身边的每一个同伴。而且努力找平衡，用美元换药，和博格说已经拖了几个月你也该满足了。当他目睹小兄弟被杀死后，听那坏蛋说话，我还以为他会冲上去杀了他，可是他没有。我觉得他太理智了，如果那样做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而且也毕竟是死路。我喜欢他让小兄弟吃饭时说的说 辞，太可爱了。
   最后集中营的另一个世界的犹太人闯进来的时候，我也确实的震惊了。的确是两个世界。

之前看《夺取》的时候知道印假钞要用五年龄的黄瑞香，要把真钞上面的人物像用极细的针完全一针一针点出来，包括眼睛里的每一根线。印刷的时候还要加入部分真钞，要控制色彩浓淡，要表现出真钞那种沙沙的手感……

伯纳德行动虽然同样是讲制造假钞，却全然不同《夺取》。一个讲小人物如何对抗黑社会，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友谊，有爱；另一个呢，讲通缉要犯如何在高压下苟活甚至有点左躲右闪，有爱，有情义。

萨利，犹太人，高颧骨，小身材，眼睛甚是阴翳。可惜看的是中文配音，配音的音色实在和萨利的形象不太搭，我每每看着萨利开口说话，耳边的声音实在是太过于open了。

那个德国将军叫什么名字来着？还算是一个有仁义的人。让人恨不起来，萨利也恨不起来，最后还是放他走了。

（不想写了。刚看完的时候还蛮多话想说的，一周多过去了，想说的话都在日复一日的上下班，一口一口芒果中流散殆尽。可是我还是没有点题啊，《种族，还是个人？》那么我使劲想一想，跳出这个括号去）

民族感还是个人？不管是民族还是个人，先活下去比较重要。

活着，总还有机会。

德语电影连续两年都在好莱坞大放异彩。如果大家对《窃听风暴》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这部作为08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伪钞制造者》也同样是难得的佳作。两部影片都反思了在极权和暴力下的人性和尊严。个人觉得，相比较“Die Fälscher“出奇的冷峻与深刻，“Das Leben der Anderen“对于意识形态的描写却过于明显与做作，反而使得影片充满了宣言式的说教。

说到“Die Fälscher“的导演，Stefan Ruzowitzky出生于杜塞尔多夫，早年随父母移居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戏剧学毕业后，他开始了导演生涯。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他更关注的是音乐剧和舞台剧。在1996年拍摄了第一部剧情片“Tempo“之后，他开始在德语电影界崭露头角。这部“Die Fälscher“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现阶段的巅峰之作。主演Karl Markovics是奥地利非著名演员。虽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院教育，但多年的舞台生涯使得他的表演充满了生活的历练。在“Die Fälscher“中，他的表演入木三分，将人物的内心活动用表情和肢体语言很好地表现了出来。他也在2008年获得了艾美奖最佳外国电视电影男主角的提名。

影片的一开始，一个神色憔悴的男人在蒙特卡罗的一家豪华酒店中租了一个套间。随后这个男人出现在酒店的赌场中，牌桌前影片进入了主题闪回的情节。这个男人叫Salomon Sorowitsch，犹太人，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伪钞制造专家。他凭借自己高超的伪造技术，活得甚是滋润。但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被纳粹德国警备队的Friedrich Herzog逮捕，旋即被遣送到Mauthausen集中营。没多久，他又被转送到Sachenhausen。这时，当年的Friedrich Herzog已是这个集中营的少校，负责SS的伯纳德行动（“Aktion Bernhard“）。术业有专攻的Sal自然成为了这个行动的小组负责人。Sal进入这个部门以后，目的也极为明确——活着，但是随着周遭如地狱般惨景的不断涌现，Sal也慢慢得发生了变化。

从画面语言来讲，影片直白的叙述和灵活的手提摄影的运用，使得这种直观美学营造出了极强的现场感，直接将观者带入了影片，并且获得了感同身受的体验。“Die Fälscher“不像其他有关纳粹屠杀的影片，单单用血腥和暴力去控诉血腥和暴力。前文提过，导演用冷峻的视角展示了当时的情境。但这种冷峻是相当有力度的。比如从“伯纳德园区”的木板后处决犹太人。没有直观的画面，只有枪声、目击者的恐惧和观众的惊愕和唏嘘。这种间接的刻画，比直接地、血淋淋地特写描写，更有深度，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伯纳德行动是党卫军当时旨在破坏盟国经济系统的，大规模金融品和货币伪造行动。影片中Burger这个人物是确实存在的（其实就是电影原著的作者）。正是由于当时，他用随时可能牺牲的生命作为代价，展开了不合作运动，使得纳粹德国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伪造计划，最终归于失败。

当然，伯纳德行动不过是编剧的一个“道具”而已。影片讨论的主题却和这个行动本身无关。在暴力中，在极权下，在黑暗里，作为人，我们是否真的能保有我们原有的人性和尊严，这才是电影带给我们最大的思索。当那个犹太银行家嗫嚅的对德国军官说：我一生都是正直的公民，我为现在所做的非法勾当而羞愧，纳粹军官随后不肖的大笑。这个场景充满了意味。

恶与善看似对立，其实只是一步之遥。在被压抑的人性里，一切的善良和美好都会毫无例外的变成邪恶与丑陋。在被德国军官用尿侮辱之后，Sal愤怒了，为了尊严。但是，尊严回到强权与黑暗下，又变得那么得微不足道。当Sal用枪指着Herzog的时候，影片用一种极具反讽的意味再次阐述了尊严的定义。一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纳粹军官，在生与死的重压下，这个曾经的施压者尿流满地。为了活着，人从来就没有尊严。

        HuGo
　　1.14.10
　　Clausthal

想去和平看10元场的《东邪西毒》，到了才发现已经换成了《寻找狗托帮》。怀疑是自己记错，又去大光明碰运气，10元场的依旧是《狗托帮》。狗卵……刚好周三晚上有《红河》演员见面会，就买了一张，还是10元。

然后赶往人民广场附近的第三家影院（世纪大上海），想看10点55分的片子，因为也是10元。到了才发现10元场的电影只有十点的《伯纳德行动》，看表已经十点。付钱，挑位子，得知1号厅在8楼。坐电梯，然后一路往前冲，还是迟到了。影院很暗，只看得见排数，便坐在靠走廊的位子。陆陆续续有迟到的影迷进来……

又是一部二战的片子，看的时候想起了卡夫卡•陆先生。因为前几天上豆瓣，得知他在生前写得最后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伪钞制造者》的。知道陆先生，是在他走后。从他的影评跟其他人的留言中，得知他是一个大牛的人。记得知道他离世的那晚，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一个人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突然想到自己OVER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我真的想留下些东西，证明我曾来到过这个世界……也许豆瓣上的文字，会是是惟一能够留下的东西。

9.4.6下写于外公家

前些天看了一个报道，是在《北京晚报》上，标题《媒体称日军曾伪造中国纸币总额达45亿元》，报道中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曾在二战中伪造了中国纸币高达45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和支付士兵薪水，而大部分约30亿元假钞流入了中国各地。
这则报道中的事情如果属实，简直就是《伪钞制作者》的中日战争版。看来这种伪造他国货币，以扰乱敌国经济在二战协约国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它们之间有没有互相启发？我也很想知道同盟国是否也曾“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这种军事战加经济战的方式又有多悠久的历史呢？苦于一时手头没有资料，只有等以后慢慢考证了。
本片让我感觉很难评论，因为我在看影片时，从始至终都在摇摆不定，我有时赞同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理论，有时又赞许坚决的抵抗者博格的道义立场。在那场将一切秩序、道德、人性击得粉碎的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电影中的人们在荧幕里挣扎求生，我在荧幕外纠结迷茫。导演似乎有意地将电影的视线至于黑白不明的灰色地带，淡化了正义邪恶的绝对刻画，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可以依赖的立场，而所有的人似乎也都有不堪一击的软肋。影片就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故事。
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论，其实是始终让我觉得有些别扭的，就像那个被争论来争论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是不辨是非地强力掠夺扩张，前者是不明就里的一味妥协。其实真正让我困惑的是，究竟是因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坏，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残酷，而我们不得不妥协“适应”、适者生存；还是正因为我们总是在妥协“适应”、“适者生存”，才纵容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天天地残酷起来。孰为因孰是果，我搞不清楚，如同陷入一种死循环。
前些天，看到有学生自杀的报道，众人多数都在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抗挫能力差，无法面对残酷的社会。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为了考好学校，在文理史哲，琴棋书画，英语考级，奥数竞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如果重点中学、大学们能在招生时，推出一个抗压测试五的，也许这一问题就真能表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太难讲，不说了。我说那么多，其实只是想问问，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很残酷，我们应该坚强，可是究竟是谁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残酷的呢？人类已经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认是高级智慧生物那么多个世纪了，难道这个问题就没人想过，没人试着回答过吗？
在那个遥远的茹毛饮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代，人类努力锻炼身体、拉帮结伙、吃饱穿暖，是为了不让自己被野兽或别的人吃掉，而去吃掉野兽或别的人；而如今，我们早就自认为已经摆脱了那个蒙昧时代，为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沾沾自喜，可在这个文明时代，我们却要努力地磨炼自己的心和精神，是为了不让这个文明时代或别的人把自己逼疯。
话说得太远，拐不回来了。残酷环境的改造力实在太巨大了，就像电影中残酷的集中营，而被改变了的就是那些制造假币的犹太人，他们在残酷的奴役、死亡的威胁和利诱的压力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适应”环境，偶有反抗，立马被视为异类、破坏者，接着就是打压，甚至试图帮着“环境”清除异类。就像是我们去指责那个自杀的学生软弱，而不去质疑这世界给了他多大的压力。
是不是社会在变得极端残酷时（就像二战时），我们才想起来去质疑、去抗争、去反省？而社会在我们还可以忍受时，我们便选择妥协呢？
导演暧昧不明、立场不清地拍完了电影，将所有的问题抛给观看电影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