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

在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黑炮事件》用非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现实主义故事，展现现代化工程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建设与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电影以两个视角展开：写实（李党委的回忆）、夸张（客观视角），在影片中的夸张的部分往往以夸张的静物体现出来。比如领导们的会议室墙上的大钟暗示着会议仅是形式主义。

影片中的多次暗喻往往以试听表现出来，比如墙上的大钟暗喻着会议盲目、低调、毫无意义且无聊；会议争论左右两人就是否留下赵立信展开争论，分别代表改革派和保守派。当两方分别开始发言时，构图分别从双方的右边和左边延伸形成中近景镜头，代表双方压倒性势力。而当中间人（即持中立态度的人）站出来说话时，画面变成了对称构图，并以中立人为中心的对称构图结束，然而中立人只是调和了双方的矛盾，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意味着会议以结果告终。而第二次会议的画面色彩与第一次明显不同，第一次会议以黑白为主，画面为冷色调，所有人着装皆为白色，连杯子中的水都是透明无色。而第二次会议则有人穿了黑衣服，杯子里的水变成了茶，黄色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画面整体呈暖色调。暗示着第二次会议的暗流涌动以及最后对峙双方将会爆发争吵。

而关于影片中的人物塑造，赵书信逆来顺受，善于自我化解；但也有骨气，有民族自信和民族气节。

本片讽刺了知识分子在体制中遭遇，同时也让人反思制度建设的合理性———表演节目中，台上的人表演的很投入，台下观众两个年轻人兴奋吹起口哨，却要被保安赶走；赵立信投入不了演出，于是主动离开，自称跟不上潮流。并且在接到电报后，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赵立新有问题，没有人去思考事情的合理性，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反应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否也是思想的蒙蔽、死板与滞后呢？

况且，导演黄建新在1985年能拍出《黑炮事件》这样的电影，而如今只能拍《长津湖》，政治敏感度的提高莫不是最大的讽刺了。

就像在影片后段，出现了警报声与不同红色夕阳照片同时播放的景象，是影片中最有力的讽刺与警告：“烈日当空，警钟长鸣”。

黄建新导演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创作出了极具风格的“先锋三部曲”——《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6，《轮回》1988，作为黄建新导演早期电影风格的重要呈现，这三部长片都有着强烈的象征性，视听语言出色，并且运用极强的表现主义色彩反讽现实，在改革开放后那个充满契机的时代将大陆先锋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先锋三部曲”诞生于电影审查制度较为宽松开明的时代，这也使得黄建新得以在这三部作品里追寻更多的艺术与表达，不用过多的忧虑政治正确与电影票房，可以探索边缘，先锋，前卫的表达。

作为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极具批判性，潮湿的城市，违和且巨大的时钟，具有乌托邦气质的白色会议室，空空如也的黑炮空盒，梦幻的天主教堂，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阿里巴巴舞蹈，矿区和巨大的工程机械，这些元素将权利，体制链条与私人生活世界以一种诡异的方式链接在一起，展现出了个体在庞大制度机器下的脆弱与悲哀。

“先锋三部曲”在影像风格上最突出的是色彩，黄建新利用色彩打造出了情绪，在《黑炮事件》里尤为如此（黄建新与摄影师王新生，美术师刘邑川制定了严格的色彩方案）。《黑炮事件》主要为红，白，黄三种颜色。红红色可以让人获得某种不安感、烦躁感,而且还可以引起对某种危险的情感暗示。保卫科调查赵书信时的红色墙面与桌布，红色的采矿机器WD，赵书信和女友观看的红色霹雳舞演出，公司的红色小轿车，甚至是赵书信的家中也充斥着红色的内饰。红色几乎贯穿全片，也几乎每时每刻伴随着赵书信的出现，在《黑炮事件》中，红色不仅代表着赵书信前途的危机，WD机器工程中德翻译不利的紧张气氛，也暗示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剧变，现代化涌入后与旧思潮产生的激烈碰撞（片中社会上的激变在阿里巴巴演出会上展现的尤为明显，八十年代的叛逆青年已与曾经的红色青年不同）。白色在《黑炮事件》中也是充满意象的表达，采矿公司的高层会议室就是全白，墙壁，椅子，桌布，衣服，墙上的巨大时钟，一切都是纯白的会议室有一种乌托邦般的诡异气质，这也恰恰与会议室内进行的会议有着极强的冲突，风格化的超现实空间布景内夹杂着现实的谈话，将体制内会议的荒谬体现的玲离尽致。黄色则作为一些场景中点缀的色彩出现，作为活泼的亮色，矿场员工的衣服头盔和汽车内饰给压抑的影片增添了一丝活泼的气氛，这也代表着赵书信和体制下千千万万个赵书信渴望的自由吧。

在表演上,黄建新给主演刘子枫设计了一些小动作,例如常常一个胳膊扶着另一只胳膊,在家摆棋谱时会忽然用手在背后抓痒,吃饺子时会腿下意识地晃二下。黄建新倾向于不要将情感表达得过分明确,这适合赵书信的内敛个性,为影片语言留有发展空间,也给观者一个理解与感受的空间。

《黑炮事件》中最关键的是时钟,在会议室中央悬挂的并非国家主席,而是巨大的机器时钟,这是在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对伴随着前一代人的疯狂偶像主义的清算而感到了困惑,因为只剩下机器时钟可以成为驱动力,而时钟本身又无法衡量,所以它源自于人类心理的绵延,以及实际运动等各种内部和外在的因素共同影响,可是技术物体的存在也让时钟无处不在,从机器指针所导向的数据,还有通过荧光屏闪现的单色电子数据,从电影末尾的一个空镜头蒙太奇中,人们发现了集电杆体对自然的空间的重新划分,并伴随着机器时钟的声音,而这些蒙太奇又让整个画面变成了一个在运转的巨大机器。时间作为一个规训/惩罚的力量,不仅仅挑战了自然意义上的太阳,更挑战,甚至重塑了"人间的太阳"——意识形态,在那场窒息的"秘密会议"当中,令人窒息的白色彻底篡夺了曾经红色的最大他者地位,在墙上高高挂的并没有中国国徽或毛泽东式的偶像崇拜,而只是巨大的机器时钟,它的规训甚至不需要数据,而只是抽象的手势,或暗示。

到了1986年，黄建新的软科幻电影《错位》上映，作为“先锋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错位》延续了《黑炮事件》的先锋探索，保留了精致严格的色彩搭配，并加入了许多超现实主义元素，在后现代风格的美术设计中带给观众奇妙的荒诞感。《错位》的镜头语言使用了大量先锋的隐喻和符号，未来主义的办公室，与社会主义毫不搭调的装横风格，陈列室里的人体雕塑，商场里的人体模特，充满着象征意味，与影片中“人”的概念高度契合。最魔幻的是影片后段赵书信的幻想当中，沙漠深处出现的老夫子在看电视机，中华传统五千年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沙漠中的碰撞，时间和空间都被高度的概念化了，这是是黄建新在《错位》中进行的先锋探索之一，很可惜黄建新导演没有坚持自己的风格，在千禧年后被“招安”，不然也许大陆电影也可以走出自己的新浪潮。

说回《错位》的影像，灯光设计是一大亮点，在灯光照明设备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灯光师赵北光融合大量舞台光效创造出了极其梦幻的光影效果，最精彩的莫过于开篇和结尾时赵书信在房间醒来看向镜子，冷暖光的变换，将赵书信对于自我身份的怀疑准确的展现。在赵书信办公室使用的大量柔光也是大陆电影的一大进步，柔光对于科幻题材来说，尤其是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极佳的表现力。此外《错位》还运用了大量大胆的色彩光,特别是橘红色的运用,将智能机器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情感烘托到位,作为赵书信复制人的机器人,不具有过去的记忆,以及个人身份,只是生存于当下,是以一个破碎与分裂的状态出现在断裂的时刻点上。机器人这个意向也代表了当时八十年代青年对于身份、历史认同的焦虑当机器人在停车场攻击他人时，高饱和的红蓝对比也把焦虑，紧张的悬疑气氛拉到极点。

若把赵书信视作正市场主体,将机器人视作反市场主体,则整个叙事就可以看作正市场主体对反市场主体的反抗,并伴随着市场主体对反市场主体的畏惧与崇拜。当机器人比赵书信更像人,也更社会化,爱抽烟,喜好故事片,也很热衷于谈心说爱时,则机器人就不再是一种好帮手了。赵书信感到情绪失控,焦虑。对机器人说道"我制造你并非想要让你发表议论,而只是让你顺从我的意愿,不然,我就宁肯毁灭你”。

在两个意志的较量中，主体和反主体两个动素被混同，使得观众始终难以认同主体而使其失效。这一点与传统经典叙事截然不同，大胆的撞色又设计的十分精妙且符合文本故事，将影像与叙事完美结合，让观众代入进了80年代，那个中国改革、动荡的年代，那个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纷纷寻找新的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的年代，走进了赵书信与机器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无限的遐想，这也让《错位》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意思的事，《错位》在许多细节上可以说是《黑炮事件》的续集，在党领导的公司制度下开荒诞的会议，赵书信从会议的声讨对象变成了开会的组织者，何其讽刺。

1988年的《轮回》继续延续了黄建新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实讽刺风格，但与“先锋三部曲”前两作不同的是，《轮回》是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表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迷茫遭遇和作为。如果说《黑炮事件》和《轮回》还带有一定荒诞的喜剧效果，《轮回》应该算是悲剧，而且是写实的悲剧，黄建新在《轮回》中表达的还有创作者对于时代的悲哀之情，对于大环境的讽刺与控诉，这是来自于八十年代青年理想的破灭与失望。

边缘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大潮来临时多是迷茫的，新的思潮与物质冲击着社会，撕裂社会和人群，也撕裂了80一代的传统个人信仰，青年们无法继续坚守父辈封建的思想与传统文化，也放不下道德底线去做一个“自由”人，或者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动物。

《轮回》是一部关于特殊的，个性的心理的电影，人都在一些空间里漫无目的的游荡，人物的复杂行为并不受情节性限制，更多的是从复杂的心理因素出发（我认为与蔡明亮的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轮回》中，最重要的心理外化展现就是色彩，这也正是“先锋三部曲”的特点，利用严格的色彩方案辅佐情绪表达，以橙黄色辅以青灰色和黑色的基调，这样的配色方案非常适合影片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表达，展现人物心中不断浮沉的欲念。在叙事的发展中，橙黄色随着人物的心态，满满消失，而黑色则满满填占画面，甚至在最后的酒局中，黑色将整个房间包裹，诡异的气氛极度契合人物的心理状态。

摄影师赵非的布光思路也非常清晰，完全依托现实场景打造光线，在真实的前提下打造出了符合文本与情绪的光线，他使用了大量柔光装置来模拟自然光，而在影片的前部分，光线多为温暖的，包裹住人的，而满满随着人物心理状态的恶化以及情绪的推进，光比逐渐增大，人的脸上出现来愈来愈多的阴影，这都是高度契合文本的创作，为叙事创造出了更好的条件。

总而言之，黄建新导演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个“异类”，依托时代创作，将高水平的“先锋三部曲”留给了世界，其先锋性，探索性，以及勇敢程度都是值得学习的，当然“先锋三部曲”的诞生也离不开八十年代较为自由的创作环境，换在当今社会，“先锋三部曲”基本不可能诞生，遗憾的是黄建新导演20年后成为了主旋律导演，没有将这样的先锋探索精神保留下来，中国大陆需要更多这样勇敢先锋的探索，而不应该让这些优秀的作品成为绝唱。

1、艺术贵在真实。什么是真实？举个例子，讲村妇告状，《秋菊打官司》就是真实，而《我不是潘金莲》就不是。再举个例子，讲信任，《黑炮事件》就是真实，而《长城》就不是。

2、80年代的电影普遍有一种大胆。大胆的构图，大胆的用光，大胆的色彩，大胆的机位，大胆的主题。这种大胆，就像电影中霹雳舞歌手在台上闹腾一样，是摆脱了监禁后不自觉的活蹦乱跳。

3、影片讲的是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境遇。讲政治和讲计划的体制，和个性鲜明有一说一的读书人，永远都处在一种矛盾和对立之中，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4、万勿以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不像文科领域那么血债累累，就能安于一隅，明哲保身。三十年前，黄建新和张贤亮就告诉我们，但凡是个读书人，有点怪癖和个性，又不懂政治为何物，就只能充当炮灰。

5、当局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影片中借人物之口一字点睛：“怪”。

6、讲电影。会议室一幕的机位构图，三位领导远远地端坐尽头，墙上偌大的抽象派挂钟，全白色的美术设计，注定载入影史。

7、什么是典型人物？一味用“辩证法”和稀泥的一把手，一板一眼讲政治犯疑心病的女书记，一心抓生产却常常气短的经理。直到今天，放眼体制内的领导层，还是到处能看到这样的经典组合。这就是典型人物。

8、真正的现实主义，重在对典型人物的典型刻画，更重在对表象掩饰下的现实矛盾的揭露和批判。从古未闻“希望现实主义”，至今只知批判现实主义。

9、黄建新怎么从拍《黑炮事件》的知识分子导演，转而后来成为建国建党建军等三大专业的“业主”，或许比电影本身还有意思。

（一）连接与规训——技术物体与双重约束

后工业时代使每个人都成为半人马

在《黑炮事件》中，恐怖来源于对技术物体的近距离直接凝视，正如打字机的声音构成了影片的开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线条感的现代主义构图，一只手正在敲打打字机器，并将敲打的内容念了出来：“我公司于83年8月10日起接受调查黑炮事件......”在下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这台打字机的全貌，这是一台飞利浦出产的PACT220型，近乎完美的工业设计风格构成了几何形状的构图，暗示着影片所处的城市空间，随后，它也将构成影片倒叙的主体，镜头上移，影片的名称和演职员表出现了......

但如果我们更换一个角度，那么则将窥见这两个镜头的诡异之处，首先是叙述主体的状态，在这个镜头之中，他的面孔没有出现，但又因为这双灵活地在键盘上运动的手，而并非缺席，这双手并不是布列松作品中，作为情欲与罪恶主体的双手，而是逐渐成为一个规律运动的“物”，键盘的边界框定了它们的活动领域，与其说打字机是身体的延展，不如说双手是打字机的外设，黄建新在这里捕捉到了一种肉身—机器混合物的诡异状态，打字机作为无差别工作的最小单位，承担着“连接”的功能，主体和客体连接，肉体与机器连接，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巨大客体，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促使半人马神话的消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机器的半人马。

但“连接”并非技术物体的唯一存在方式，在《黑炮事件》呈现的现代（工业）城市空间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听觉的张力，作为技术客体的“物”随时随地可能闯入，在Hans抵达机场并与中国行政人员交流寒暄，并要求赵书信担任他的翻译之时，机场外的轰鸣声以及候机大厅的电子语音随时都可能侵入人们的谈话，阻挡着双方之间的交流，危机已然在这里产生。

技术物体是人的症候，我们恐惧它们，但与此同时，也将产生一种迷信，在中国，随着前一代人对于偶像与理想主义的清算，第五代导演，以及8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了没有驱力的荒诞人，没有父亲的孩子，因而他们面临的一个自我诘问则在于：我们从哪里寻得一个重启性质的驱力？又从哪里寻求到偶像。

抽象时钟取代了国徽和毛泽东像成为了新的大他者

答案在于时间，时间本身无法测量，因此它来自于心理绵延，实际运动等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共同作用，但是技术物体的出现却令时间无处不在，从机械指针所指向的数字，还有荧光屏闪烁的单色电子数字，在影片结尾的一系列空镜头蒙太奇中，我们看到了电线杆对于自然的天空的重新分割，伴随着时钟的声音，而这种蒙太奇也令画面成为了一台运转的机器。

时间作为一种规训/惩罚的力量不仅挑战了自然意义上的太阳，更是挑战，甚至重塑了“人间的太阳”——意识形态，在那场窒息的“秘密会议”之中，令人窒息的白色彻底篡夺了曾经红色的大他者地位，墙上高高悬挂的并不是国徽或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而是巨大的机械钟表，它的规训甚至不需要数字，而是抽象的手势，暗示，白色是功能性的颜色，也是实用主义的颜色正如同影片开场，在那台诡异的“人机混合体”之后不久，匆忙的赵书信在邮电局不小心撞到了两个体形高大的人，一个身着红色，而另一个身着白色，拦住赵书信的是一种双重约束，而他则成为了在两种意识形态夹缝中生存的知识分子。

（二）在雅努斯的窄门之下——知识分子的希腊意识

但80年代是一种过渡状态，连接着70年代的创伤和90年代的镜城，赵书信在影片开场撞见的双重约束随后合一化，成为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朝向过去的红色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朝向未来主义的技术规训，而这两者出自同一个主体，官僚主义转化为了高技术力官僚，《黑炮事件》表面上看上去是技术知识分子的反思，但实际上成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隐喻。

《黑炮事件》共包含着两个平行的事件，但依托同样的结构——“丢失”，“黑炮”的丢失与技术翻译职位的丢失，“黑炮”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当汉斯拆开那枚棋子，我们发现里面实际上空无一物，棋盘上的文字是纯粹的能指符号，是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缺位的客体小a。

在《黑炮事件》的语境之中，“翻译”不再是同时期同样流行的普罗米修斯式译介，而是朝向理念世界的修辞学（另外，从旅游翻译冯良才的一无是处，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公众知识分子的无用）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还是激进的萨特，福柯，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文本的选取，而这些文本使他们可以通过一种“隐微书写”认出彼此，修辞学将是编码而非解码，知识分子最后的希腊意识，但“赵书信们”的矛盾在于，他们拥有着某种后理想主义的确信，“帝王师”的情结使他们渴望被雅努斯性质的大他者承认，并实现合谋，通过这座窄门，《黑炮事件》的赵书信是一个失意的英雄，他无法实现某种拯救，但实际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迅速集群化，产生某种亟待被推翻的传统。

（三）黄建新，一个导演的自我献身

在《黑炮事件》之后，或者说在80年代之后，舞台重新被商业（大众）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进驻，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自身退场，并开始出现分流，他们的不同选择代表了对这部影片的不同读解方向，在“后理想主义”与“隐微书写”的两个极限之间，偏向于前者的退回到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为囚禁在洞中的人们生产幻觉虚影或可供崇拜的偶像，而偏向于后者的，则转向文化上的赫尔墨斯主义，并在消解自身之后抛弃历史身份，尝试与西方国家平等“分享”现代性，而非被观看的客体，例如我们在娄烨，刁亦男等某些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白日焰火》近乎消去了东北的地域特征而是去呈现一个纯粹的黑色电影，此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历史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纯粹化的时间绵延，广东，香港，台湾三地不再承担政治含义，甚至社会事件也不过是舞台演出的人肉背景，在这个宇宙之中，一切交由欲望，力比多主导而不是民族寓言。

《黑炮事件》中，赵书信在教堂门口观望，黄建新也在此时陷入了某种绝望之中，这种荒诞在随后的《错位》之中达到了最高峰，然而，进入21世纪，他投身入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书写之中，在宗教皈依之中，非理性地无限弃绝永远是重要的，《黑炮事件》是一个契机，引导着他的信仰一跃，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他“皈依”了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在“弃绝”早期风格的行为之中，肯定了某种超验他者的存在。

参考文献

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1

戴锦华：《隐形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29

刘小枫：《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1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峰译，华夏出版社，2012-1

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04

《黑炮事件》是我非常偏爱的一类政治寓言黑色幽默国产电影。黄建新的布景、构图、美术，不同于同年代其他更偏向自然主义的导演的风格，独家修复版使这一点更加显著，每一个场景都经过精心设计，有一种全然的精致化。没有如期待一般深入工业体制，是很纯粹的政治寓言。

黄建新八十年代同年有一部科幻片《错位》，在此片观影过程中，不少片段极强的视觉风格，现代主义构图，修复版鲜艳的色彩，党组会背景的巨型时钟、工业的巨大机器，都反复地使我回溯地想起20s30s的美国反乌托邦科幻片对于未来世界的描绘。黄建新关注知识分子，关注都市，在第五代中太被低估了，但不解的是，为何彼时不受欧洲三大的青睐。

改开后的精神困境/工业对人的侵入与异化/语出联邦德国人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宗教性、工业感

“一粒棋子才值几个钱，为什么要花一块钱打电报呢？”太不懂知识分子/文青了。